做好教书育人本职工作

减少非教育教学工作任务一直是中小学教师的呼声和诉求。 对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不断作出努力。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良好教育教学环境的若干意见》，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提供了重要指导。 2022年，国务院教育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禁止向学校布置“公增”、“评比”、“晋级”等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委托任务的通知今年，《教育部关于做好2023年教师节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之风，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移的做法。明确全面减轻教师负担 此外，11月组织召开的“2023年国务院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也将拖欠教师等群体工资和补贴列为整治内容之一。收集问题的线索。

在政策保障下，教师减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破解之路还很漫长。 目前，很多教师仍然感觉自己的非教育性教学任务过多。 如何完善减轻教师负担的长效机制，持续有效减轻教师负担，直接关系到教师能否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 鉴于此，光明日报记者联合中国教育科学院教师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对全国12个省（市）教师非教学任务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初冬的早晨六点刚过，北京仍然笼罩在宁静之中。 海淀区小学教师刘华（化名）已经赶到学校了。 除了教学之外，她还被指派负责校园安全。 下午学生放学后，她要对各项课后服务进行安全检查。 等课后服务结束，所有师生离开学校后，她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 “每天晚上8点多才能回家，洗漱完就睡觉，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这种忙碌是个案还是“群像”？ 为真实了解当前中小学教师负担状况，光明日报记者联合中国教育科学院教师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对全国12个省（市）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我国近年来一直在实施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政策，但不少教师仍然感到负担重，特别是非教育性教学任务普遍占用过多精力。 北京、上海、广东、河南、湖南、甘肃等地的不少教师表示，自己就像“时间管理大师”，因处理各种琐事而疲惫不堪，留给专业发展的时间所剩无几。 这种情况，不仅干扰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降低了职业幸福感，对教师队伍的高素质建设影响较大。

存在问题 非教学任务增多，职业幸福感下降

工作时间不断增加，工作量普遍较大。 接受调查的教师中，92.1%的教师每天在校工作时间（含课外服务时间）超过9小时，其中32.5%的教师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1小时； 78.6%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5小时，30.3%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5小时，普遍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 53.4%的受访教师认为当前工作量“比较重”，24%的人认为“很重”。 与同年龄、同资质的其他职业相比，72.9%的教师认为工作量“比较重”或“很重”。 河南省漯河市的一位初中老师直言：“每天都忙得像陀螺一样，常常应付得精疲力竭，很难集中精力保证工作质量。”

非教学工作量增加，占用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调查中，60.8%的受访教师表示，参加各类检查考核、创作活动、综合督导、评价验收等非教育性教学工作量“明显增加”或“增多”，这是一当前教师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一。 在“最想减轻的任务”调查结果中，排在前5位的是：面对各种检查、撰写教育教学以外的各种材料、参加各种评估和比赛、课后服务、家长工作等，其中大部分是非教育教学事务。

更重要的是，各地多位教师反映，强制关注公众号、分配安装手机应用、转发点赞、拉票等“触手可及的任务”已成为“加重负担”的新趋势。 这些任务大多与教育教学无关，但却“不敢不做”。 主要原因是这种分配与自己的表现、成绩评价等挂钩。不仅如此，老师还常常被要求把这样的任务分配给学生家长。 很多时候，家长经常抱怨，甚至产生家校矛盾，老师要花精力去解决，造成“负担越来越重”。 这个循环很难打破。”

湖南长沙的初中教师李丽（化名）坦言：“如果继续减少裁员，教育教学很快就会成为副业！” 山西太原的小学教师王莉（化名）也深有感触：“‘双减’后，我感觉特别珍惜这个环境，想更科学、更细心地设计课程和活动，帮助学生共同成长。” ”。 然而，她很快意识到“她的时间充满了教学以外的任务！” ”

教师负担在不同群体、地区和学校级别之间存在显着差异。 调查中，班主任每周工作时间（56.27小时）明显高于非班主任（50.36小时），工作压力更大。 原因是，班主任除了教育教学工作外，还需要兼顾班级管理和各种非教学事务。 此外，班主任承载着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多重期望，导致这一群体承受过重的心理和身体负担。 此外，农村教学点教师周工作时间（52.00）高于村小学（51.33）、小学（51.53）、初中（49.48）等学校教师。 主要原因是很多教学点教师身兼数职，既担任教师，又担任教师。 校长教授多个科目并负责多个年级。 他既是教学老师，又是生活老师。

工作量考核标准不明确，影响了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调查发现，各地中小学普遍存在课后服务工作量确定标准不明确、补偿政策不完善等问题。 一些地区将课后服务费纳入与公务员工资收入比较，导致教师不得不承担更多工作才能不低于公务员工资收入。 这就是“量增不涨价”。 不少老师对此表示不满。

工作获得感和认同感不高，影响职业幸福感和继续教学意愿。 调查发现，由于非教育性教学任务占用了本应用于教学、教研活动、培训学习等的时间，直接制约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自身专业发展水平，导致许多教师的工作获得感和自尊感。 认同感下降。 受访教师中，35.5%表示“不愿意继续教学”，26%表示“比较不愿意”。

主要原因是内外多重因素造成

多年来，为教师减负的步伐从未停止过。 特别是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良好教育教学环境的若干意见》 ”，各地相继印发减负清单并通报实际进展，持续努力减轻教师负担。 然而，为何教师肩上的非教育教学任务依然如此繁重？

对减轻教师负担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调查中，有教师及相关人员反映，少数地方党委、政府仍然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只注重“口头上”、“文件上”减负。 也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只把教师减负当作阶段性任务，缺乏常态化意识。

减轻教师负担的机制尚未健全。 教师的非教育教学任务很多来自于教育系统之外，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推进。 但从各地情况看，部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各类“进校园”事项审批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评估、监测难以落实。 例如，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主要通过口头、电话等非正式方式向学校下达任务，由于对学校文明创建、综合管理等方面的考核有重要影响，学校很难拒绝。 另外，不同部门之间表格、数据形式不一，协调困难，教师管理相关信息平台无法互联共享，造成数据重复填写，增加教师负担。

减轻教师负担的配套政策改革滞后。 师资短缺也是教师负担难以减轻的原因之一。 目前，国家出台了关于创新人才挖潜使用的具体政策，但编制基本都是以县为单位、实名管理，跨地区调整困难。 对于基层中小学来说，建势很难落到实处。

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有待提高。 许多教师自身缺乏专业知识和应对工作新挑战的能力也是造成压力的重要因素。 目前，教师培训、评价展示等工作仍存在重叠、多重实施等无序状态，有效性和针对性有待提高。

为教师“减负增能”营造良好环境的对策

调查中，各界一致认为，减少教师非教育性教学任务，是为了给教师留出更多教书育人的时间，巩固扩大来之不易的“双减”改革成果，精心培育教师非教育性教学任务。更多优秀人才。 。 在减少非教育性教学任务的同时，各方要给予教师更多关爱，通过政策设计、评价引导、激励机制等，为教师减负增能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和鼓励教师善待教师。教学教育更加用心、有效 支持教师提升自我、挖掘潜力。

构建科学合理的减负治理机制，形成合力减负。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发挥领导、指导和推动作用，协调各部门共同研究细化非教育教学事项，列出详细的减负清单和责权，切实减少教师非教育教学问题。 -教育教学工作，并保证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开展本职工作； 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教师工作任务，积极探索可行的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为教师参加教研训练、观察思考、阅读学习等专业活动创造有利条件，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用于专业发展的时间比例； 加强教师应对压力策略的教育培训，建立教师有效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治理机制。 家庭和社会应主动加强与政府、学校、教师的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快完善法律法规等政策制度，强化服务保障。 一是修改完善现行《教师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明确教师教书育人、学习进修、参与管理、休息休假等权利。 同时，明确指定执法部门负责教师减负相关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和处罚，确保教师减负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明确教师岗位职责和工作量标准，明确教师合理职责，细化完善配套制度，形成权责明确、协调发展的教师负担管理体系。 三是修订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完善人员编制管理。 各地要根据教育发展实际，研究出台新的师资配备和核算办法，适当提高师资配备标准。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跟踪教师需求供给变化，结合“县管校招”改革，优化利用现有资源，吸引社会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通过经济和户籍杠杆。 四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要不断完善课外服务补偿政策，确保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并明确规定这部分额外劳动报酬不计入绩效工资总额，也不计入教师与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比较，切实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 五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整合培训资源，建立教师工作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支持服务体系，为学科教师和班主任搭建更多的学习平台，完善和加强教师发展学习共同体，提高教师的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 。

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增强教师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倡导以师德为第一标准、以教育教学绩效为核心内容的评价理念，建立可操作的中小学教师师德评价体系和符合教师规律的教育质量。专业成长，体现科学的人才成长理念，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体系； 充分尊重教师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改革评价方式，探索增值评价，推行多元主体评价，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建立过程评价数据库，鼓励教师将工作压力转化为自我内在动力-发展。

借助新技术，“精准智慧”可以减负。 充分利用信息化、大数据等资源手段，构建以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量、工作环境等为主要维度的“负担监测体系”，定期、科学、精准评估各地中小学教师负担情况。 测算，客观准确地识别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来源、类型、内容、数量、时间，为检验减负成效、调整相关政策、安排今后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利用计算机自适应考试、电子档案、数字肖像、区域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平台等多种工具对学校进行全方位评价检查，减少准备各种纸质材料的要求，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教育管理服务； 建立健全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采集、提取、应用和分析“一键式”，重点突出过程性、有效性和实际评价方法。

充分发挥监督的“长牙”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和问责力度。 国家教育指导委员会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开展教师减负工作专项督导和重点督导，采取定期督导、随机检查、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加强动态监测督导，强化跟踪实效和监督问责； 通过信访、举报平台等多种渠道，了解教师诉求并核实各地落实情况； 将教师减负成效纳入各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体系，严肃查处落实不力的地区，督促整改落实，对不履职者进行处罚等。情节严重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中国教育科学院教师发展研究院与光明日报联合课题组成员：常淑芳、段丽萍、王利伟、吴华、王健、赵杰等）

（本报记者 金浩天 通讯员 聂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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