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学生和教师是高校人才工作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走自主人才培养之路,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规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总书记还指出,要积极松绑人才,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以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宽容人才。要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和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专心搞科研创新的评价制度。本文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阐述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顶尖人才是人类智慧和能力的缩影,需要建立科学规范的顶尖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当前我国的顶尖人才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顶尖人才培养体系应是我国高等院校顶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探索方向。本文立足我国顶尖人才培养实践,结合国际主流理论,为我国的顶尖人才选拔、培养和评价提供以下路径和方法。
培养关心国家利益的顶尖人才
顶尖人才体现着社会所看重和希望培养的理想行为和潜能。能否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工具”,肩负起国家和社会的更多责任,是时代对顶尖人才的要求,也是许多国家从顶层设计角度部署顶尖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背景下,未来的顶尖人才除了要拥有非凡的才华和能力,还应具有服务国家所需、服务社会的初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致力于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愿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福祉而奋斗。
当前,我国顶尖人才社会责任在政策导向、理论层面、实践层面都有待提升。
从政策层面看,尽管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针对顶尖人才的特殊政策,旨在搭建顶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特殊通道,培养大批基础学科的顶尖人才,但在“强基计划”出台之前,这些政策多侧重于学术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缺乏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系统关注。
理论上对顶尖人才国家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内涵与外延研究不足,学界对此的认识明显不足;在顶尖人才的选拔培养上仍然注重传统的知识分子代表性,重视尖子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而对人格发展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缺乏应有的重视。
在实践层面,特别是在评估中,短期绩效导向驱动的卓越项目过于注重学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等显性指标,而对卓越个人的社会责任、贡献等隐性因素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
鉴于此,应将国家贡献和社会责任的要素融入拔尖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为党育人”和“为国育人”,胸怀“国家大计”培养拔尖人才,把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担当的双重人格培养和塑造纳入选拔、培养、评价的每一个环节。拔尖人才培养要强化使命驱动,强调拔尖人才身份“不是光环,而是使命;不是荣誉,而是责任”,引导拔尖人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人类未来发展,应对人类未来重大挑战,树立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远大志向。
选拔和培养顶尖人才注重实践智慧
目前,我国顶尖人才的选拔标准主要侧重于学生学业测试和竞赛成绩的智商,选拔过程中缺乏对顶尖学生心理结构、兴趣爱好等个体因素的统筹考虑。但单一智商测试的信度和效度在国际顶尖人才学术界日益受到质疑,智商对顶尖人才的影响存在一定门槛。相比传统的“先天智商”,关注个体的“实用智力”对于顶尖人才的选拔更具实用性。
因此,我国高等院校拔尖人才项目的选拔,一方面核心应是考察学习者的特长、喜好、兴趣与学科知识之间,其心智结构与学科深层文化结构之间是否有默契感、亲和感。另一方面,对实践智力的考量也十分重要。在选拔拔尖人才时,还应重点考察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自己感兴趣或表现出专长的智力领域合理规划实现目标的路径并成功实现目标的能力。
对于如何培养实践智力,斯腾伯格指出,将自我管理、任务管理和与他人合作融入学校课程至关重要。自我管理包括引导尖子生认识多种智能、积极探索自我、展示和应用知识;任务管理包括认识问题、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寻求帮助解决问题、时间管理等;与他人合作包括如何表达自己、如何与他人有效沟通、如何从长远角度对待他人等。建立科学规范的拔尖人才选拔体系,是我国拔尖人才战略顶层设计的第一步。这个体系既包括量化的专业、学术和智商评估,也包括对尖子生实践智力的定性考量。
为顶尖人才提供异构课程
顶尖人才之间存在巨大的异质性,每个顶尖学生在智力能力、心智结构、发展需求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目前,我国基础学科顶尖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是以专业为导向,按照既定目标采用统一的课程内容、教材、考核方式。这种同质化的课程将各类顶尖学生禁锢在其中,既不能满足不同学生的研究兴趣,也不能阻挡或限制学生向其他研究领域拓展的发展可能性。
为顶尖人才提供异质性课程是世界范围内改革的大趋势,国际顶尖人才学术界也已达成共识。我国高校也应顺应国际潮流,转变顶尖人才培养理念,从现有以专业为中心的组织模式,走向将专业需求与顶尖学生个性需求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从学生的个体需求出发,充分评估每一位顶尖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与发展取向、非认知性个体特征与环境特征,为其提供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多元化课程。在支撑体系建设方面,构建一体化本科与研究生课程体系,搭建跨学科平台,为顶尖人才提供自主选择拓宽与深化现有知识体系的途径。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顶尖人才课程培养体系,应是当前我国高校顶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探索方向。
建立顶尖人才动态发展路径
我国现行的顶尖人才项目在项目规划、课程教学、教材选用、师资培训等教育供给方面缺乏系统设计和理论规划。根据人才发展理论,顶尖人才是个体与环境互动发展的结果,应为顶尖人才提供一套与其发展相匹配的培养路径。学者齐格勒指出,在特定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并不在于个体,而在于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相辅相成的生态系统,系统内各组成部分是有机结合的整体。顶尖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以持续互动为特征的支持系统。因此,高等教育机构的培养方案应以顶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风格为依据,结合顶尖人才培养理论,对包括学习目标和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设备乃至教学场地在内的学习环境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构建适合顶尖人才成长的发展路径。
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路径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拔尖学生通过与学习环境的互动,不断完善自己的行为技能库。随着学习者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行为技能库的不断扩充,外部环境也应该变得更加专业,更加适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此外,拔尖人才计划还应跟踪每一位拔尖学生的学习进度,而教育者及时有效的指导与反馈必不可少。
平衡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体发展需要
目前,高校开展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致力于将天赋异禀的学生培养成能够在基础学科和前沿领域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拔尖人才。这些项目大多以学生外在的成绩和成就而非内在的成长来评判学生的价值,而有时并未充分考虑学生的社会心理和职业发展需求。此外,一些拔尖项目在选拔人才时,忽视了对项目目标的明确表述,这往往导致项目目标与学生个人目标不匹配,不仅使拔尖人才不愿参与项目,也导致人才培养与个人成长割裂。
如何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平衡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体发展需求,应是我国拔尖项目建设的重点。一方面,在拔尖人才选拔中,应向候选人讲解项目目标,并考虑学生非认知性人格特征、兴趣爱好等因素;另一方面,在培养过程中,拔尖培养项目应评估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取向,并纳入个人培养计划的制定之中。此外,在拔尖项目中,还应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辅导,定期对拔尖学生的发展路径和职业规划进行诊断,及时了解拔尖学生的心理动态和发展需求,帮助他们优化心理生态,并与其一起探索感兴趣的领域,以达到外部设定目标与个人发展目标相融合的效果。
顶尖人才评估应超越特定学科领域
我国的顶尖人才项目以学科为区分,学科边界清晰,其目标是培养特定学科的杰出人才,即领域专家。我国高校部分顶尖人才培养实践尚未完全指向“通专结合”的培养目标。国际上顶尖人才培养趋势已逐渐由领域专一转向通专结合。即一方面学科内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更加多元;另一方面,除了专业能力之外,对领域内共同价值观与规范的认同、团队协作能力、管理协调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与思考能力等通用能力对顶尖人才最终的卓越性有重要影响。
因此,在拔尖人才培养中,高校不仅应通过模块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还应通过搭建跨学科平台,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拔尖学生融合;在考核方面,除了对专业领域能力的考核外,还应加强对拔尖学生通用能力的考核。
建立完善的高端人才培养和科研体系
我国教育界在顶尖人才研究方面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尚未与国际顶尖人才研究界的理论模型、方法论和前沿研究进行充分沟通和对接,学术界对什么是顶尖人才、如何选拔顶尖人才、如何培养顶尖人才、如何评价顶尖人才等基本问题仍需达成共识,如何培养中国特色的顶尖人才也需要与国际经验进行探讨和对话。
当前,国际顶尖人才研究学术界已转向研究立体多维的顶尖人才培养生态系统。我国也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教育界要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历史使命,把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能担重任的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应鼓励研究人员与国际前沿范式和研究方法充分交流对话,相互借鉴,积极探索根植中国、适用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 用全方位、多角度、超前的科学路径,培养一大批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拔尖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贡献力量。(严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