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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的建筑理念深深影响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湖北成人高考政治答案亨利·茂飞是一位美国建筑师，在建筑史中，他或许“寂寂无名”，但他是与中国渊源最深的一位美国建筑师。从清华园里的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到燕园的博雅塔和贝公楼，到南京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和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到上海的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大来大厦和圣玛利亚女校（张爱玲母校），到长沙的湘雅医院及医学院早期建筑，到福州的福州协和大学……在中国的二十几年间，茂飞设计的建筑遍及大江南北。
茂飞提倡的“中国建筑的适应性”和“中国建筑的复兴”，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他的建筑理念深深影响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筑业中国》，较原文略有删减。
《筑业中国》，[美]郭伟杰著，卢伟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22年1月版。
1933年，56岁的茂飞步入了自己中国职业生涯的黄昏阶段。两年后，他退休返回美国，在自己设计的家中（位于康州布兰福德的基拉姆角）度过了余下的十九年时光。在上海生活的最后三年里，茂飞过着一种孤独却并非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在外滩附近租下了一间小公寓，并置备了一条舢板船，和朋友分享扬帆远航的乐趣。他偶尔还在房地产投资公司兼任建筑顾问，帮助他们在拟开发的地块上设计一些外国人住宅。
大部分时间中，他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挂了一个名字而已，偶尔才会去那个雇佣了四名绘图员的小办公室看看。在事务所的雇员中，有一位年轻不羁的美国建筑师埃德蒙·培根。培根受到了茂飞很多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价值解读。尽管茂飞从未得到大多数外国建筑师的关注，但他仍跟多位中国建筑界人士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例如赵深和陶桂林。前者是当时（由华人创办和经营的）上海两大建筑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后者则是馥记营造厂的创始人，该公司不仅承建了茂飞设计的南京灵谷寺阵亡将士纪念塔，也是中国各地大量重要建筑作品的营造商。在返美前的最后几年里，中国朋友们还亲切地称他是“一位讷言敏行的人”。
1935年，五十多名业内好友（大部分都是华人）应邀参加了陶桂林为茂飞举办的饯行宴会。在陶桂林发表完热情洋溢的赞美致辞后，这位美国建筑师详细地回顾了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
茂飞提到了自己希望在中国达成的两个目标：做一名负责任的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的奥秘；这样一来，他才能够更有效地投身到设计工作之中。茂飞特别提到了几个他自认为最满意的作品：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和南京阵亡将士纪念公墓。茂飞对建筑界友人给予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他为此受益匪浅。他还强调说，他深信中国的建筑转型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然而，漫长的中国岁月也使他力倦神疲，他渴望返回故土家乡，他相信他的朋友们都能够理解这一点。茂飞没有提到自己窘蹙的财务状况，他恭顺地接受了陶桂林的盛情邀请，帮他支付了返美的船费。几天后，他踏上了前往纽约的旅程。
欢饯茂飞建筑师返美留影（他坐在后排的中间位置），上海，1935年春。
这些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以及亨利·茂飞传奇般的经历，引发了对他遗产问题的讨论。今天又应该如何去评价茂飞的作品？茂飞那些古典复兴式建筑作品，从未使他在经济上变得富有。
然而，在他离开以后，这位美国建筑师在中国的职业地位却常常遭到他人的误解。例如，一位传记作家曾将茂飞称为“美国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很明显，这位作家更关注他作为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的头衔，而忽略了茂飞在美国建筑界寂寂无闻之事实。茂飞显然在他的职业领域中占据着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但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将他准确地定位出来呢？
以下列出了考量茂飞遗产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通过追溯茂飞身后的相关文献资料，回顾当代建筑评论中的三种趋势：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中、英文期刊，以及大量从教会或其他类型刊物中选取的案例，它们能够反映出建筑发展的趋势。衡量茂飞影响力的第二种方式，便是对几位相同时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生涯进行一番简要的考察。第三，茂飞的影响还体现在后来的建筑师们在适应性建筑实践的多轮探索之上：在1954-1960年和197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以及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台湾。这些案例表明，作为茂飞“毕生事业”的适应性建筑问题一直都未得到解决，并引发了中国建筑师们无休无止的争锋与论战。
茂飞之遗产：
“适应性改造”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建筑
1933年，《中国建筑》杂志创刊，旨在为中国建筑师建立一个书面讨论建筑理念的平台。考虑到《中国建筑》的办刊宗旨，也难怪这本杂志会较少去关注亨利·茂飞或其他那些外国建筑师了。《中国建筑》只是在第一卷第一期介绍吕彦直的简历时，唯一一次提到了茂飞的名字；茂飞不仅在纽约帮助了吕彦直，还传授给他成功改造中国传统建筑的方法，最终成就了吕彦直在两座中山纪念建筑和部分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的设计。《中国建筑》首发刊在颂扬吕彦直的同时，还含蓄地将亨利·茂飞视为前者的雇主和建筑导师之一。
《中国建筑》所具之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大批新生代中国专业人士的思想、图纸和模型，以高质量的印刷版面的方式推上时代舞台。《中国建筑》进一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了这场建筑上的变革，茂飞本人也觉得自己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它为那些弱势的少数派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工具，而这个群体的人数从1926年的7人增加到1933年的50多人。
这本杂志以高质量的图版刊登了许多“适应性改造”的设计案例，这种日益蓬勃的现象，也正符合茂飞对其离开后中国建筑行业未来发展之期待与愿景，这些案例包括：中山纪念建筑（中山陵及中山纪念堂），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南京国民政府建筑，以及一些散落在广州到北京之间的特殊个案。这本杂志成为中国建筑师开始自发呼吁并倡导实现“中国建筑之现代风格”的论坛。虽然这种风格并非亨利·茂飞之愿景的全盘再现，但无论如何，《中国建筑》给大家创造了一个接纳各方对话、讨论、分歧和发展的空间。此外，这本刊物还让中国的建筑师们感到，他们也是这场不断演变状态下的“现代建筑”运动之合理组成。
亨利·茂飞旧照。
究竟有多少“专业”建筑师参与其中，又有多少人跟茂飞有关联？另外，茂飞施加的影响又是如何在这些人身上得以延续？结合已经展开的期刊研究，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加以考察：由于茂飞曾在自己退休前向中国建筑师发出了建筑本体意识上的挑战，因此他的重要性至少可以部分地从那些中国建筑师身上看出端倪。那么，这些中国建筑师们又是如何回应茂飞发出之挑战呢？
答案似乎很简单：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中国建筑师对茂飞这位抛弃了早先（在美国大学接受）的建筑学专业训练、转而在中国开展实践的美国建筑师，持有多种不同的态度。有些人彻底忽视了他的存在，也因此放弃了将中国建筑作为一种有价值之传统去深入研习的机会。而那些同茂飞有过合作或共事经历的建筑师，自然都成为茂飞的拥趸。
还有一些人虽然知道茂飞，但他们却小心翼翼地同这位主要受教会委托模仿中国建筑的建筑师保持距离。他们认为，中国建筑师理当利用自己的传统，但必须寻求一种新的中国建筑方法和风格。最后，还有一些人从建筑学术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实物调研和勘察，从而获得了新的灵感。正是最后这个群体，将自己的学术笃爱进一步发扬光大，最终催生出一个致力于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新学科。
清华大学礼堂，亨利·茂飞设计。
因此，亨利·茂飞的独特性不在于其雇佣了华人建筑师。虽然早在1920年之前，他便为茂旦洋行东方事务部招聘来一些刚刚毕业不久的中国年轻人，但茂飞显然是从美国建筑专业的毕业生名单中，将这些屈指可数的中国学生精心地挑选出来。这些雇员中，除了那位鼎鼎大名的吕彦直，还有1923年入职的李锦沛。基督教青年会建筑处后来在1927年将李锦沛聘回中国工作，后者接手完成了吕彦直在广州设计的中山纪念堂，成为“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中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
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记载了茂飞在纽约雇佣中国绘图师具体情况的资料留存下来。然而，茂飞在中国与那些留美毕业生的合作，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好地记录下来。例如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建筑学专业、回国后任清华大学驻场建筑师的庄俊（1914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便是茂飞在中国的第一位雇员。1925年，庄俊从北京来到上海，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虽然庄俊偶尔也会刻意回避使用进口的建材和施工方式，但他的设计作品（大多是华东地区的银行）既没有反映出茂飞在风格上的影响，也没有证据表明，庄俊在移居上海之后仍继续跟茂飞保持着合作关系。
茂飞与中国同行之间最为确凿的合作发生在南京“首都计划”的背景之下。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四位：赵深、范文照、童寯和杨廷宝（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均在某些未知的背景下，受邀开始在南京设计一些政府大楼，而这些建筑物大都是茂飞担任国民政府建筑顾问时谋划确定下来的。赵深和范文照可能是在受聘为首都建设委员会顾问时，第一次在南京见到了茂飞。早在美国求学时，他们两位便是同班同学（1919-1921）。范文照于1922年回国，进入一家外国事务所工作；赵深则先在费城和纽约工作，后来于1923年启程经欧洲旅行考察后返回上海。1927年，赵深和范文照创办了华盖建筑事务所，这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主经营的建筑事务所。两年后，他们已经积累起足够的行业声誉，因而接到委托在新首都启动一些大型建筑项目的设计工作。
茂飞成为这对搭档共同的好友。早在合作设计灵谷寺塔（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内）时，茂飞便和赵深相处得颇为融洽；而在茂飞离开南京后，赵深仍定期赴上海拜访茂飞的小事务所；直到1931年，当赵深肩负上海新市民中心之建筑设计重任时，他依然热情地将茂飞介绍给他的中国同事。跟前者不同的是，范文照与茂飞很快便在设计理念上达成了共识。他们会面后不出两年的时间，范文照就被誉为“在中国现代文艺复兴运动中，振兴中国古典建筑的先驱者之一”。
亨利·茂飞旧照。
范文照将茂飞的建筑语言、法则等融入自己的设计，通过广州市府合署和南京中央政府部委大楼等实际作品，力图在中国开辟出一条新的建筑道路。例如，茂飞曾在1928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有人告诉我……中国建筑无法复兴成为今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们无法满足现代的功能需求和结构标准，并保存下基本的美学品质；换句话说，中国建筑仍只能被视为一种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后来，范文照在1933年将茂飞上述的言论进行了一番修正：“中国正日益恢复她在建筑学上的肌体和心智。一小群人（‘他们寻求带来新与旧的最佳组合体’）已经证明了中式风格建筑所具之威严与壮丽，它不仅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更是一种鲜活的建筑风格，完全能够维系下去并满足现代中国之需求。”范文照、赵深和茂飞都是这个小团体中的关键人物，而茂飞直到退休多年后，依然对这两位中国人赞誉有加，并称他们为一流的建筑师。
“第一代”建筑师们对茂飞的反思
尽管茂飞从未在正式的文字中有所表达，但他可能也感受到自己与童寯（华盖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之一）和杨廷宝（基泰工程司负责人之一）在建筑上的纠葛。童寯和杨廷宝都参加了1935年（《建筑月刊》曾报道的）那场为茂飞举办的欢饯宴会；在1930-1940年代，他们两人都致力于解决一个（早先在宾大求学期间便遇到过的）棘手的问题——如何用创造性的设计来融汇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古典主义”。传教士通过建筑进行文化调和的尝试——茂飞当然也身陷其中——有时会成为“第一代”建筑师们批评的对象。
例如，童寯曾在1937年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他认为有必要超越风格上的装饰，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构的重要性之上，去创造一种新的中国建筑，这将成为中国对20世纪世界建筑之贡献。童寯在《建筑纪事》中，阐述了才华横溢的中国建筑师在茂飞之后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他用一个与众不同的类比展开他的论述。
当下的中国建筑往往让人联想起关于“猪尾巴”（指辫子）的传说……虽然它看起来很别致，但却毫无用处，（辫子）也逐渐从屈辱的象征演化为个人的骄傲。同样风景如画和古色古香的还有中国寺庙的屋顶，常常被借用并放在一座现代建筑之上：曾经是一种无可回避的罪恶，后来却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特色……这些套在时新建筑上部的中式屋顶，看起来就像戴上了一条累赘而多余的“猪尾巴”。
随后，童寯还拐弯抹角地提到了茂飞和其他一些未具名的建筑师。童寯认为他们背离了当代建筑训练（源自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建筑的平面和立面之间应该维持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
童寯旧照。
在所谓“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事业上，已经靡费了太多骄矜夸耀的话语。如果说，这种复兴仅仅只是给工厂戴上一顶中国庙宇式屋顶的话，那么在一个死人身上加上一条“猪尾巴”便足以使他起死回生！这种做法的早期尝试大多局限在教会的学校和医院上，此类建筑物往往会对（建筑）门外汉们产生一种浪漫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最能体现中国古典建筑之灿烂与辉煌的部分，莫过于那些色彩鲜艳的反曲屋面了。
然而，在建筑师看来，中式屋顶向来都是一种颇为实用的设计手段，便于他施行立面上的“整容”手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可以先根据每一项现代的要求来安排建筑的内部空间，然后借用一个中国式的屋顶来完成外观形象的设计。
令童寯大为光火的是，某个抓人眼球的符号，或是他眼中“平庸的仿古摆设”，竟然被人们误以为是富有创意的建筑。童寯认为，若要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类型的建筑，就必须抛弃以往在形式上对双坡出挑屋面的依赖，承认“国际风格”已经“来到并扎根”于中国，进而运用童寯本人从费城的保罗·克瑞那里学到的经验，去开展有质量的设计实践：
无论一座建筑的外观是中式或现代，它的平面只能通过一种方式生成：根据所能获得的最新知识去科学、合理地安排各个房间。因此，立面作为从平面衍生出来的产物，只能是现代主义的。任何试图赋予它地方“特色”的尝试，都需要开展针对性的学习、研究和创新。
童寯在这里论述的，亦是茂飞本人在中国实践二十多年后所学到的经验，即将旧传统融入新建筑之中，或者说将新生命注入一个已经沦为 “纯粹考古学”的建筑传统之中，这至少需要一代人毕生的努力方可有希望达成。
茂飞与梁思成
也许没有任何人的职业生涯比梁思成更能体现这一追求了，他是20世纪唯一一位能与吕彦直媲美的中国建筑师。与其说是一名职业的建筑师，梁思成更像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历史研究者。他毕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启发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和后来众多的追随者。他引导人们重新关注一本重要的建筑论著——北宋官员李诫在公元1103年编撰的《营造法式》，该书的抄本于1920年被发现并重印。他不仅协助创办了东北大学（沈阳）的建筑史课程，还在1931-1937年间，联合其他学者共同主持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该学会成立于1930年，在1930-1937年间出版了一份重要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2月，在营造学会的开幕式上，创始人朱启钤用一段充满希望的话语作为自己演讲的结束语：
“我们越往前走，越觉得中国建筑研究绝非吾人之私产。东方的邻居帮助我们保存下古老的建筑实例，并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了艰苦的研究；西方的朋友为我们提供科学之方法，分享他们在该领域之发现。”
亨利·茂飞是朱启钤所谓营造学社的朋友之一吗？即便是也只是间接的。尽管茂飞与中国营造学社所宣称的目标看似一致，但他并没有见过梁思成本人，也从未以任何方式与营造学社合作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宛如两根置身于同一块布料上的丝线，各自蜿蜒伸展却从未交织在一起。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茂飞更接近于一名商业建筑师，而非一位学术研究者；他将考古学的方法融入对建筑物的精确历史研究之中。写出下述评论的茂飞必然不会得到梁思成较高的评价：
“我本人一直将中国建筑之研究视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放在当下的实际问题中去考量；它并非那些纯粹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激发一些学术圈的兴致与爱好罢了。此外，我必须承认，我对那些机巧的理论全然不感兴趣。例如，试图说明中式屋面的飞檐翘角反映了早期游牧部落帐篷的曲线轮廓，或是舞者旋转飘逸的裙裾等等。我们又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工匠认为弯曲比直线在形式上更为优美之外，仍执著地为反曲屋面寻求更多的解释呢？”
梁思成认为，其目的在于揭示美丽背后的真相。
茂飞对传统做法提出了质疑，
并激发了未来的变革
从同时代中国建筑师对他的评价中可以发现，茂飞并未从许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渐行渐远。除了吕彦直之外，茂飞还是20世纪中国建筑史上一些最为杰出之人物的雇主、设计伙伴或美学盟友，他们包括：庄俊、李锦沛、赵深、董大酉、范文照，童寯和杨廷宝。但是，就像无法将这些留美建筑师后来的设计归功于保罗·克瑞或其他任何一位美国建筑学教授一样，说茂飞是激发这些建筑师设计创造力和多样性的唯一源泉，不仅具有误导性，也是不公平的。
此外，茂飞跟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大部分人物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除了茂飞本人之外，还有陈植、刘敦桢，包括那位最知名的梁思成先生，他们都是“第一代”建筑师中自主开展高质量建筑实践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士开展的实践及研究表明，至少在1935年，相对新兴的中国建筑行业已经吸引了大批的专业人才投身其中，并显露出丰富的多元化特征。虽然茂飞早在1928年便曾设想，这样一种“适应性”建筑势必会通过一场“战役”取得胜利，但他却无法预知这场“战役”终将经历多少次的转折与反复， 也难以揣度究竟有多少新生的建筑师会加入这场“战役”之中？
1920年代亨利·茂飞及其同事设计的前金陵女子大学。
相关证据表明，建筑的“适应性”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不仅随着中国建筑的具体特征、元素和类型而发生改变，还取决于究竟是谁主导了这个过程，又采用了何种的材料和方法。茂飞的成功在于他对传统做法提出了质疑，并激发了未来的变革。同样地，中国的建筑师也将传统推到了新的高度，他们有时会不经意地卷入这场由茂飞引发的探索：让过去的建筑迈入更有意义的建筑学未来。
中国建筑之未来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问题的结论是肯定的，它又对哪些人具有意义？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清王朝覆灭后不久，亨利·茂飞便来到中国开始自己的建筑实践，在国共双方的斗争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结束。正是经过茂飞那辈人在设计和建造上的先行探索，在过程和结果上长期以来的孜孜以求，中国终于以革命性的方式适应了新的现实。
然而，遽然而至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首先竭力抹平那场战争带来的创伤，然后试图从动荡的社会中找到平衡。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环境迎来一场大规模的转变与更新浪潮：从四合院到高楼大厦，从自行车到机动车，从后院的火炉到遍布街头的网吧，而茂飞的“适应性建筑”也逐渐成为这场建筑传奇的一个注脚。
这场建筑上的传奇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理解。诸多中外建筑师、建筑商、工程师、城市规划者和其他建筑从业人员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工作和影响，才刚刚开始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此研究方向上，本书迈出的仅仅只是有限的第一步而已。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纷纷投身这一领域，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并在不同层面上就自己的观点发出声音。例如，清华大学的汪坦和张复合教授在1980年代中期，率先创建了一个致力于中国近代建筑史（1840-1949）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继而在不同的城市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推动那些在此领域有研究的学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城市史的学者们也组织了多场与该领域相关的会议，并出版了相应的学术刊物。在过去的15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和海外学者都开始对这场时代的变革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个建筑上的传奇也因此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亨利·茂飞旧照。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某些人试图揭示当年（茂飞建筑实践前后）中国建筑界诸多重要人士的独特意义之时，更多的人却在参与拆除那些曾经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建筑实物遗存。纵然是最为迟钝的观察者，都能直观地体会到当下中国城市的面貌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在20 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并不断加速的新一轮建设热潮中，某些相对完整的街区和社区遭到了彻头彻尾的破坏。伴随着新一轮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世纪之交中国城市“适应性建筑”的面貌更多反映在那些新建的高层住宅和商业塔楼身上。在某些人看来，这些案例展示出中国巨大的建设成就，无疑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们却是在形式、材料和文化上流于媚俗的拙劣赝品。而对这些变化之内在动因和外在影响的分析研究，目前才刚刚开始起步。
尽管越来越多的中文期刊、会议和其他活动都在尝试鼓励人们对建筑进行更有意义的讨论，但大部分中国人对他们身边发生的建筑巨变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缄默。正如20世纪初期那些建筑界前辈一样，今天中国建筑师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灵活、变通、探索和综合地寻找中国式高质量建筑设计的新方法，以回应具体的功能需求、空间预设和中国身份（文化）认同。
此外，对所有中国建筑的观察者和评论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评价从过去到当下的一系列真实建筑图景，它们在概念上远比人们眼里看到的更为丰富。茂飞的作品为还原这场历史图景提供了一套富有启发性的案例集合。因此他的中国实践成为一个有益的研究跳板，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当年的工作背景，还能够揭示其背后中国建筑、文化、社会和政治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尽管这些问题已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茂飞的个人能力所能掌控的范畴。
原作者 | [美]郭伟杰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 | 青青子
导语校对 |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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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竟有人建议港府佛经治港，推广念经持咒提升免疫力
湖北成人高考政治答案（观察者网讯）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发，特区政府正倾尽全力抗击疫情。在此当口，却有一些人上演“反智”闹剧，企图阻碍香港社会齐心抗疫。
据港媒报道，15日，有一钟姓市民上法院，声称特区政府的防疫决策涉嫌歧视不接种疫苗者，要求法院禁止政府的决定。此人还建议特区政府参考佛经来治港，再推广素食、念经持咒等来提升市民免疫力。无独有偶，另一名钟姓者，与反中乱港势力暗中勾结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15日抛出针对抗疫和特首选举的所谓民调，企图打击社会士气，挑起争议，制造分歧。
香港“星岛网”报道截图
香港《文汇报》报道截图
先来说说那名不满特区政府推“疫苗通行证”而上法院的人。据“星岛网”16日报道，此人名叫钟宋旺，虔诚信佛，15日，他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认为8日“政府因应疫情变化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的决定（包括需接种疫苗才可进入指定公共场所），属“制度上的歧视及违法侵权”。
钟宋旺在申请书中声称，无论是否接种疫苗，人们都会“中招”，特区政府限制不打针人士的自由是“制度上歧视”。他称，市民选择不打针是他们的权利及自由，而如今不打针就不可进入公共场所，会“侵害市民不打针的权利”，也会造成不打针人士与已打针人士的差别待遇。钟宋旺声称，此举会妨碍民众共同抗疫及恢复经济，希望法院“取消政府错误的疫苗政策”。
不仅如此，钟宋旺又称，不接种疫苗、靠自己免疫力抵抗病毒，便可以减少人力物力，也是奉行厉行节约的思想。钟宋旺还称，特区政府有责任协助市民身体健康，建议特区政府以提升市民的精神及肉体入手，让市民“清洁身体、斋戒、素食、慈悲、敬天地、行善、加强正向的教育、举行法会”。
更离谱的是，钟宋旺还建议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官员，考虑参考包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内的佛教“护国三经”，以及《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等佛经，来保护及治理香港，再推广素食、念经持咒及善行提升市民免疫力的政策。
钟宋旺的这一行为，令一些香港市民十分无语。在这篇报道的评论区，有人直批钟宋旺是“自私精”，有人也表示，“真正虔诚信佛不会这样”。还有人质问钟宋旺如果这么有大爱，“为什么不放低身段去打针，为全部市民健康着想呢？”有人还问钟宋旺，“我佛慈悲，（你）为何要强香港政府所难，并置民众于水火呢？”
如果说钟宋旺的这种离谱是摆在明面上，那另一名钟姓者，与反中乱港势力暗中勾结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就是暗戳戳挑事。
据香港《文汇报》16日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15日发布所谓“特首民望数字社会及自由指标以及限聚指数”调查报告，声称近6成市民“认为现时限聚令太紧”，又唱衰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支持率，扬言以10分计，“言论自由”“罢工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评分均低于5分。
而据《文汇报》披露，一方面，这一“钟氏民调”在限聚指数上，其实只问了不到300位市民“应否无条件全面撤销限聚令”。57%市民认为现时限聚令“太紧”，这其实和预设答案无异。《文汇报》称，很明显，“钟氏民调”设置限聚指数，目的就是企图否定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抗疫努力，主张向欧美“与病毒共存”看齐，动摇市民的信心。
另一方面，在炮制特首民望打分问题设计上，《文汇报》指出，“钟氏民调”更是怎么能让分数低下来就怎么设计。“目前特首选举即将来临，‘钟氏民调’干扰、破坏特首选举的险恶用心，不言而喻。”
《文汇报》还揭示“钟氏民调”真面目，表示经翻查资料发现，“钟氏民调”为祸香港逾30载，过往屡屡会在关键时刻，假借“学术”之名发表对中央、特区政府、市民福祉不利的民调结果。其相关民调不仅缺乏科学性，相关机构和组织民调的人也与外部反中乱港势力、分子，有包括资金在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少政界人士15日接受《文汇报》采访时也指，“钟氏民调”故技重施，为反中乱港罔顾人命，其心可诛。就此，《文汇报》呼吁香港警方尽快行动，不要再任由这些为西方国家和反中乱港分子服务的所谓民调，继续毒害香港。“长期坚持反中乱港政治立场，与境外反华势力遥相呼应的‘钟氏民调’，在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逾一年半的今天，是时候要把它终结了。”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在第五波疫情之下，香港已连续5日新增确诊人数破千。截至16日0时，香港新增4285例确诊病例，初步阳性约7000例，再次刷新单日新高。
2月15日，大批新冠感染者在香港明爱医院外，冒着寒风等候病毒复检及入院，图源《文汇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5日表示，特区政府将同业界商讨提供数千至1万个酒店单位转作社区隔离设施，此外，政府计划将已落成的公共屋村用于隔离，可以提供约3000多个单位。16日起，医管局在全港设立的7间“指定诊所”投入运作。
1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在香港疫情高发、抗疫形势异常严峻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心系香港同胞安危，对香港抗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委托韩正副总理转达高度关注和提出明确要求，为香港社会注入了强大正能量。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担当主体责任、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打好疫情阻击战。声明强调，中央一直是特区最坚强的后盾。
16日下午，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共同声明表示，感谢中央对香港全力支援，呼吁全港市民坚定信心，团结抗疫。声明续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香港抗疫指明了方向，体现了中央对特区防疫抗疫的关心支持，“我们支持特区政府坚定负起抗疫的主体责任，把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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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局之年看大势
湖北成人高考政治答案2021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凝重的年轮刻录历史的荣光。
2021年，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成为现实，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开启。
这一年，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十四五”如何迈好“第一步”？
重大历史时刻，重要历史关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击鼓催征，捷报频传。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
百折不挠，敢于胜利。抗洪抢险、应急处突，“迷彩绿”“火焰蓝”挺立中国脊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快接种新冠疫苗，团结国际社会抗击疫情，加大对外援助力度，积极展现大国担当。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就业优先、教育减负、养老医疗保障有力，民生底线兜住兜牢，书写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步伐新成效，振奋人心，世界瞩目，应和着今年7月1日响彻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宣示——
“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开局之年看大势。新征程上的中国，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势如破竹，势不可挡。
看形势——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
“十四五”，发展大局的新坐标，复兴伟业的新起点。
1月28日，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局2021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如何“开好局、起好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迈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第一步，至关重要。”
这个“第一步”，备受关注。
这个“至关重要”，意味深长。
新冠肺炎疫情阴霾笼罩，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作为去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如何开局、怎样落子？
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历史与现实，统揽全局，谋划未来。
——准确识变，立足新发展阶段擘画蓝图。
举旗定向，谋篇布局，离不开科学的战略判断、非凡的战略定力。
“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今年1月11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总书记给“关键少数”上了“开年第一课”。
方位明确，才能把准航向。
向外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向内察，我国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底气和潜力兼具。
航向清晰，方能行稳致远。
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是发展质量不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在质的提升中实现量的增长。
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到“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再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第一步”怎么迈越发明确。
——科学应变，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实践。
理念的变革，标注思想深度，决定行动力度。
为“神舟”“嫦娥”航天任务配上“千里眼”，为建设世界最大口径的折射式光学望远镜攻坚克难，依靠新发展理念引领，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一路追“光”。
今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步入公司展厅，察看产品展示，询问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销售情况，并叮嘱“必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
新阶段需要新理念。“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不能再走大呼隆、粗放型发展的路子，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理念引领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
这一年，创新动力不断增强，协调发展成效显著，绿色生活蔚然成风，开放标识更加鲜明，共享理念深入人心。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白山黑水到岭南大地，新发展理念是高频词，更是指挥棒，引领“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
——主动求变，构建新发展格局奋楫扬帆。
白洋淀边，雄安新区建设如火如荼；黄埔江畔，浦东新区改革蹄疾步稳；大鹏湾旁，深圳特区勇立开放潮头……开局之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伟画卷在大江南北铺展。
格局关系全局。一个国家的发展格局，总在一定时代背景、发展环境、自身条件下形成，又影响和塑造着国家发展的总体态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也是我们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县域商业体系加强建设……这一年，舒经络、通梗阻，改革持续深化，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最本质特征。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重大科研任务“揭榜挂帅”……这一年，创新引擎轰鸣神州，科技自立自强跑出加速度。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这一年，内需支撑作用增强，强大国内市场优势凸显。
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率先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发布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颁布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这一年，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贸数据屡创新高，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统筹协调、有效协同。开局之年的实践，让新发展格局“是什么”“怎么干”更加清晰。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畅通国内大循环，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新发展格局将持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激发新活力。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于变局中开新局，“第一步”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了主动、占据了先机。
看优势——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彰显我国独特优势
逾26亿剂次，中国新冠疫苗接种累计覆盖人群稳步扩大，产业运转有序、经济持续恢复。
超2.7亿例，全球新冠肺炎累计感染病例一再刷新，一些国家甚至面临产业链“断链”风险。
不少国际人士感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中国何以做到？开局之年的实践揭示答案：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发挥这些优势，正是“中国之治”的底气所在。
这一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艰苦奋斗。
“当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仍然艰巨”“要发挥社区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攻坚……一次次重要会议凝心聚力，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相继出台，为开局“十四五”指明方向。
决策目光如炬，落实如臂使指。今年以来，尽管局部地区出现散发疫情，但全国没有出现疫情规模性输入和反弹。中国还成功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四届进博会等国际盛会，广迎宾客，合作共赢。
开局之年的实践再次证明：重大挑战面前，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步调一致向前进。
这一年，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众志成城、自信前行。
“天和”升空，“天问”奔火，“羲和”探日，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我们勇攀科技高峰、逐梦航天强国。
从浩瀚星空到大美神州，中国力量一再迸发。
51个领域分头推进，3000多项重点任务倒排工期，北京冬奥筹备6年多时间，数万建设者奋战不息，所有竞赛场馆圆满收官，各项工作已经就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盛赞：“尽管受疫情影响，冬奥筹办工作进展十分顺利，这几乎就是奇迹。”
集团作战，“奇迹”不断。全国102个重大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化作高质量发展“压舱石”。
开局之年的实践再次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这一年，用好韧性强大的发展优势，攻坚克难、沉着应对。
7月20日，近千台徐工工程机械搭乘巨轮驶往南美，创下近5年该行业单批次出口纪录。前11个月，一批批机电产品扬帆远航，出口额同比增长21.2%。
一年多来，我国出口产品经历了从防疫物资、“宅经济”产品到高附加值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转变。
“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但产业链供应链运转仍然不畅。我国生产保持总体稳定，在满足世界需求的同时，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地位也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9个保持增长。
全球经济循环受阻，完整的产业体系助我们稳扎稳打；外部市场需求收紧，广阔的国内市场让我们进退裕如。
不到两个月，电影《长津湖》就领跑全球年度票房；“双11”当日，2600多个品牌开售一小时成交额就超去年全天……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市场规模巨大、优势明显。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激发市场潜力，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名义增长15.8%。
开局之年的实践再次证明：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雄厚物质基础、丰富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强大科技实力、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依托。
这一年，把握难得的机遇优势，开拓创新、化危为机。
机器人高效配合，数据实时上网，后台“云端”调度，在武汉长飞公司光缆车间，智能制造大显身手。公司总裁庄丹说：“‘5G+工业互联网’，为产业提质增效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我国5G基站已超115万座，规模稳居全球第一，“5G+工业互联网”加快应用，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一年来，我们努力抓住机遇，构筑一系列发展新优势——
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为产业链强链补链……产学研用齐发力，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全面深化改革多点突破，厚植发展内生动力新优势。
经贸盛会好戏连连，吸引外资诚意满满，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大礼包”实惠多多，我们扩大高水平开放，增创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开局之年的实践再次证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紧紧依靠、用足用好独特优势，我们完全能够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化危为机，完全能够适应复杂发展形势、保持平稳前行态势。
看态势——
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世纪疫情交织百年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尤为重要。
迎战河南暴雨，三轮跨区域增援，4000多名消防指战员火速出动；破解能源紧张，产运销协同发力，不到1个月，电厂存煤增加3500多万吨；应对物流不畅，中欧班列开新线、增班次，担当亚欧大陆“钢铁驼队”。
开局之年，于骤雨狂风中破浪前行，在运筹帷幄间化危为机。
“‘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安全问题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今天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今天我们所讲的安全，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总体国家安全。
发展和安全，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互为条件、彼此支撑。新征程上，发展和安全，关联之紧密前所未有。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推动高质量发展，前提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如果安全这个基础不牢，发展的大厦就会地动山摇。”
今年以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多地雨量创下历史纪录，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紧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一声号令，三军奋勇。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救援队伍向险而行，全国人民守望相助。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在一次次实践中不断完善，铸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铜墙铁壁”。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新征程上，破解突出问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
受疫情影响，今年初，全球集成电路产能紧张，国内部分汽车企业“喊渴”。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打出政策“组合拳”：成立工作组，加强供需精准对接；简化审批程序，加快紧缺芯片替代。强链补链为产业增添新动能。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一年来，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我们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坚持系统思维，汇聚保障安全发展的强大合力。
2021年，全球性能源供需天平失衡。9月中下旬，我国电力煤炭供应也一度紧张，个别地区“拉闸限电”。
立足国情，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煤炭供给必然增加，那落后产能会否死灰复燃？高耗能产业会否无序扩张？
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目前，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约为57%，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以系统思维应对复杂局面，既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又注重全面考量、协调推进：供给端，增产能、拓渠道、强监管，一大批“风光”项目多点开花；需求端，控能耗、提能效、促减排，给高耗能企业戴上“紧箍”。多措并举，能源供需紧张局面得以较快扭转。
“全球能源变局面前，我们立足国情、科学施策，坚持系统思维，兼顾当前与长远，既保障能源安全又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说。
——树立底线思维，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去年全球至少1.5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今年，疫情、贫困、气候变化等因素交织，全球粮食安全压力前所未有。
“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一次强调：“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打好耕地保卫战，打好种业翻身仗。季季接续、茬茬压紧、环环紧扣，粮食生产稳步推进。12月上旬，好消息传来，粮食生产喜获十八连丰!
“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我们要利用‘两个市场’，但必须有一个安全线，超过了以后就要亮红灯”“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居安思危，我们有备无患、遇事不慌。
——运用辩证思维，高水平驾驭复杂局面。
重要战略机遇期，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
一年来，惊涛骇浪中，我们努力化险为夷，奋力转危为机。
“新年前夕是出货关键期。国际海运一舱难求，中欧班列解了燃眉之急!”在冠捷显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负责物流工作的王为弟松了口气，依托中欧班列，企业欧洲订单再增一成。
变稳链难题为成长良机，企业抢占全球市场，中欧班列逆势增长。今年前11月开行1.3万余列，超过去年全年开行量总和。
化稳链焦虑为强链士气，把“命门”掌握在自己手中。最薄的玻璃、最小的铣刀、最快的磁浮……堵漏洞、强弱项，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让中国制造根基更牢。
复兴路上，越是雨骤风急，越能展现底气。“我们要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见微知著，抓早抓小，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或危机。”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看走势——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微缩景观，映射沧桑巨变。一座葡萄园，捧出高质量发展新美的果实。
贺兰山东麓，宁夏镇北堡，曾经的废弃矿山变身酒庄。绵延成海的葡萄藤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段长青正帮工人苏金萍给叶子做体检。
以技术创新促协调发展，段长青今年在北京宁夏之间往返了十几趟。弃肥增草，科学调光，良品率节节攀高，来自首都的创新种子在西部拔节生长。
以产业升级促绿色发展，经营酒庄的袁园深耕生态经济：“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葡萄园调研。他还叮嘱‘宁夏要把发展葡萄酒产业同加强黄河滩区治理、加强生态恢复结合起来’。我们牢记嘱托，办好葡萄园，守好贺兰山。”
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百姓共享。12万人围着葡萄转，种植、酿酒、搞旅游。“今年酒庄游客没断过，葡萄酒卖得格外俏!”苏金萍乐得合不拢嘴。
一座葡萄园，见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乡村连着大中国，小镇藏着大逻辑。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这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推动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是总基调。
回首走过的路，“稳中求进”，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以贯之的工作总基调。
比较别人的路，一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经济大起后出现大落，往往一蹶不振，乃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宏观稳定是稀缺资源。
眺望前行的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风险易发高发的时期，更需要积极和稳妥辩证统一。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能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也不能把攻坚战打成消耗战。
推动高质量发展，稳是基本盘。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周期性问题叠加结构性矛盾，能源保供、粮食生产、稳物价、促就业，桩桩“压力山大”，件件彼此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
把大局，稳字当头；谋大势，以稳应变。一年来，跨周期设计与逆周期调节形成合力，宏观政策稳，微观政策活，社会政策托底，“六稳”“六保”工作扎实推进，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情况总体正常，我们兜住了民生底线，稳住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基本盘。
推动高质量发展，进是关键词。
不进难以固稳，但往哪里进？怎么进？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
“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一年来，新发展理念春风劲吹，鼓动发展之变——
创新是第一动力，引领动力之变。“人造太阳”破百秒燃烧，实验室里巧“种”粮食，5G终端触达4.5亿用户……数字赋能，智慧转型，创新驱动激发内涵式增长。
协调是内生特点，激发结构之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公布“时间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喜获“新利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绘就“路线图”……顶层设计，系统推动，发展落差变追赶势能，“一盘棋”渐入佳境。
绿色是普遍形态，撬动效能之变。中央环保督察持续亮剑，“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生物多样性保护齐抓共管，首批国家公园呵护自然资产……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美丽中国画卷跃然眼前。
开放是必由之路，助推格局之变。进博会“朋友圈”越扩越大，服贸会“购物车”越装越满，消博会参展商热情高涨，广交会采购商竞相下单……开放合作平台魅力十足，扩大高水平开放步履坚定。
共享是根本目的，加速福祉之变。开设“长者食堂”，医保异地报销，保障性租赁住房加快建设，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超过去年……解决急难愁盼，多做“雪中送炭”，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推动高质量发展，稳与进辩证统一。
“稳中求进”方可沉着应变，“稳中有进”方能固稳促稳。坚持问题导向，扭住“稳”的关键点，找准“进”的切入口。
“进”，增添了“稳”的成色。
四川旺苍县，一袋袋有机大米封装完毕。“一扫码就知道大米‘一辈子’经历了啥，有机种植卖出了价!”锦旗村党支部书记尹开义咧嘴一笑，直播带货带动全村一年收入增长4倍。这一年，打通物流瓶颈，构筑电商平台，协调发展搭建东西桥梁，深山土产直抵城市人家，城乡双赢。
“进”，夯实了“稳”的基础。
安徽濉溪县，河涯村村民夏学新康复出院，难掩喜色：“托了县域医共体的福，合肥的大专家下到县里给我做了大手术。二三十万元的手术费，医保报销后个人就掏一万五。”这一年，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联动，温暖人心。
“进”，拓展了“稳”的空间。
北京东城区，食品安全管理师程巍正在加工车间对糕点“望闻问切”：“过去叫‘管理员’，现在叫‘管理师’，标准更高、责任更大。”这一年，18个新职业正式在册，城镇新增就业量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目标，饭碗端牢。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强者乘势而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稳促进，以进固稳，就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大力量、站上更高台阶。
看大势——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决心和信心所在
历史性的抵达，往往意味着开创性的出发。
赶考路上，胜利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中国，站上新的起点。
看现实，18.3%、7.9%、4.9%，今年以来GDP增速逐季放缓，增速下滑会否形成惯性？如何巩固“三个率先”的比较优势？
摸规律，人均GDP约1.2万美元，发展进入风险易发多发期。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中国能否顺利迈过高收入国家门槛？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
放眼“十四五”，展望新征程，挑战前所未有，时势总体有利，机遇依然在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时与势在坚韧的中国。过险滩、闯难关，啃下“硬骨头”，我们手握真理的力量。
成绩来之不易，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是重大关头，越要依靠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越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
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宏观经济大起大落势必伤及元气。激活发展潜能，化解风险压力，就要保持宏观大局稳定，把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必须加强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面对多重目标和多难选择，制定和实施政策措施要坚持系统观念，遵循经济规律，促成政策合力。既要避免“合成谬误”，不同政策相互掣肘，又要防止“分解谬误”，整体任务简单分解，甚至层层加码。
——时与势在自信的中国。志不改、道不变，开稳“顶风船”，我们拥有充足的底气。
今年2月，中国庄严宣告：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
底气源于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我们党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2000多个改革方案密集出台，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高质量发展释放源源不断的制度红利。
底气源于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时间为发展划出炫目的曲线。如今，中国每年创造的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经济体。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内，世界纪录屡屡刷新；近9亿劳动者中，高层次人才比例不断攀升；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里，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容。可爱的中国，“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底气源于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凭着这股子精气神，我们升腾“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勇气，凝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志气，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新征程上，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丰厚滋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任何敌人、任何风险挑战都难以阻挡!
——时与势在奋进的中国。敢担当、善作为，下好“大棋局”，我们充满坚定的信心。
“第一步”气象一新，下一步如何接续？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定调。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调控工具多，政策操作空间大。
12月以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下达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一系列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相继出台。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政策有机结合，中国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趋势不会变。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深化改革红利足，市场主体后劲强。
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束缚市场主体的环节去，朝着阻碍经济循环的堵点冲，短板就是跳板，盲点也是空间。宏观、微观、结构、科技、改革开放、区域、社会等政策协同发力，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的创造力、竞争力必将奔涌激荡。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畏浮云遮望眼，提振士气稳预期。
新征程上的很多探索，没有先例可循。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面对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展共识更加凝聚，奋进号角格外嘹亮。
看大势，是为了干大事。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上，体现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实际行动上。
全党动手，全国努力，尽锐出战，锲而不舍，我们必将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
起跑映照全程，开局启示未来。
开局之年，复杂形势高超驾驭，独特优势充分彰显，安全态势稳如磐石，经济走势稳中向好，发展大势浩荡前行。
静观大势，我们更加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因时乘势，我们更加笃定：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十四五”发展前景可期，现代化强国前途光明。
(本报记者陆娅楠、吴秋余、刘志强、刘诗瑶、丁怡婷)
《 人民日报 》( 2021年12月20日 01 版)
五、大卫·格雷伯：民主并非源于西方，是来自“中间地带”（上）
湖北成人高考政治答案文/大卫·格雷博 译/吉琛佳
【编者按】
2020年9月，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逝世，《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持续为读者译介他的思想遗产。本文发表于2007年，是格雷伯基于自身在参与社会运动过程中对“民主”的思考。在本文中，格雷伯试图破解“民主”起源于西方的迷思，民主本是一种各地都存在的历史悠久的实践，它是在全球化系统形成过程中结晶化，却逐渐被统治精英所采用。它在西方经历了“收编”和“重构”的进程，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西方传统”——吊诡地将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嫁接到古希腊民主之上。事实上，不只是民主不发源于西方，这个收编与重构进程本身甚至也是并非西方所独有的。真实的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出现，产生于“跨文化的即兴区”，也就是“中间地带”，这些通常那也是未受国家控制的地方，如大西洋上的海盗船、拓荒社区、欧洲扩张边缘的美洲原住民联盟。“民主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民主人士一直试图将民众自治的理想嫁接到国家的强制机器上，这却一直被证明行不通。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民主的危机，而是国家的危机，萨帕塔等不以夺取国家政权、而以在社区的自组织重建民主的实践也正在说明，民主正在回归它的发源地：中间地带。
本文原文标题为《“西方”从未存在过，或，民主发源于“中间地带”》（There Never Was a West Or, Democracy Emerges From the Spaces In Between），首次译作中文，参考文献从略。译稿由编者拆分为上、下两篇，由“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与“同时hxotnongd”合作发布。
以下内容主要源于我参与替代性全球化运动（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movement）时的亲身体验，在这些运动中，民主一直是人们争辩中的焦点问题。无论是欧洲或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全球南方的原住民组织，人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其相似的争论之中。“民主”是否天生便是个西方的概念？它究竟是指的一种治理形式（一种共同自组织的模式），还是一种政府形式（一种特定的国家机器组织方式）？民主是否一定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代议制民主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一词是否因其起源于雅典——一个军国主义的奴隶制社会，成立于对妇女的系统性压迫——而永远地被玷污了？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如今称作“民主”的东西跟雅典的民主是否真的存在着确凿的历史关联？一些人试图发展一种基于共识的、去中心化形式的民主，他们能够夺回这个词的使用权吗？如果可以，我们要怎么说服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民主”跟选举代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不可以，如果我们反而接受民主的标准定义，用其他说法来指称直接民主，然而鉴于这是个具有如此普遍的积极联想的词，我们真的能说出口自己是反对民主的么？
这些争论更多地关乎语言，而非关乎实践。其实在实践问题上，人们之间的趋同倾向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而且运动中越是激进的部分就越是这样。无论你的交谈对象是恰帕斯的萨帕塔社区成员、阿根廷的无业“拦路者（piquetero）”、荷兰的占屋居民，还是南非城镇的反驱逐活动家，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重要的是横向而不是纵向结构；人们都同意需要从相对较小的、自组织的自治团体开始起事，而不是通过指挥链向下传达；人们都同意应该拒斥永久的、有固定头衔的领导结构；人们也都同意需要保留某种机制——无论那是北美式的“促动（facilitation）”、萨帕塔式的妇女和青年核心小组（caucuses），还是无穷无尽的其他可能的机制——以确保那些通常遭到边缘化，或是被排除在传统参与机制之外的人们的声音能被听到。在过去，支持少数服从多数和支持共识程序的人们之间曾有过一些激烈的对立，而这在如今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或者更准确说来，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愈发无关紧要了，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只在较小的团体中使用完全共识，而在较大的联盟之中采用各种形式的“修正共识”。有些东西正在涌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该管它叫啥。这个运动的许多关键原则（自组织、自愿联合、互助、拒绝国家权力）来自于无政府主义传统。然而许多怀有这些思想的人们不太情愿乃至断然拒绝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民主的情况也一样。我自己的做法通常是公开地接受这两个术语，而且说实话我会主张无政府主义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或者它们理应是一回事。然而如前所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之间没有共识，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多数见解。
在我看来，这都无外乎是些战术性、政治性的问题。在历史上，“民主”一词曾有过为数众多的不同含义。在起初，它指的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社区的公民在一个集体会议上通过平等的投票来进行决策。在其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候，民主指的是政治失序、暴动、私刑和派系暴力（事实上，这个词所能引发的种种联想，就跟今天说“无政府状态”时引起的联想类似）。只是到了最近，它才被确定为一种由一国公民选举代表来以自身名义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这里面显然没有什么真正本质性的东西可供我们发现。这些不同指称的唯一共同点或许在于，它们都包含这么一层意思：政治问题通常仅受小范围精英阶层的关照，但是在此处，这些问题向所有人开放了，对此，人们若非觉得极好，便是觉得糟透。这个词总是充满了道德色彩，乃至于要写一部不情绪化的、理客中的民主史几乎在文面上构成了一种自相矛盾。学者若想要表现得理客中，大都会避免使用这个词。而那些对民主作出归纳概括的人们则难免要夹带私货。
当然了，我也没少夹带私货。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为了公平起见，我需要在开头就对读者亮明我的观点。“民主”一词尽管饱经暴君和煽动家们的不断滥用，却仍旧在普罗大众中保持着顽强的吸引力，在我看来，此事绝不是毫无缘由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民主仍然与普通人集体管理自身事务的一些观念联系在一起。自19世纪开始，该词便已具备了这一内涵，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世纪的那些最初排斥这个词的政治家们，才不情不愿地开始采用它，并把自己称为“民主主义者”。他们还逐渐地拼凑出一段历史，凭借这个，他们便可以标榜自己为一种古代雅典以来的传统的继承人。然而，我也将假设“民主”的历史不应被仅仅视为“民主”这个词的历史——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或者该说没有特别的学术性理由，因为这些并非学术问题，而是道德和政治问题。如果民主指的便是社区通过公开和相对平等的公共讨论过程来管理自身事务，那么我们便没有理由不认为，相较于今天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非洲或巴西农村社区的那些平等主义决策形式，至少是同样配得上民主这个名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后者远更配得上叫作民主。
有鉴于此，我要提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论点，而最好的方式也许是马上把它们都摆出来。
1.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假定“民主”是一个“西方”概念，其历史开始于古代雅典。他们还假定，18和19世纪的西欧以及北美政治家所尝试复兴的事物，本质上跟那是一回事。因而人们觉得民主天然地生长在西欧及其讲英语或法语的殖民地中。这些假定一个都没有道理。“西方文明”是一个极其不自洽的概念，但如果它真能够指称什么，它指的只能是一种思想传统。总体上说，该传统对任何我们视之为民主的事物都充满敌意，在这一点上它跟印度、中国或中美洲的思想传统没什么不同。
2. 然而，民主实践，也即平等主义的决策过程，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有出现，且那并非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文明”、文化或传统所特有。只要人们在系统的强制结构之外营建生活，民主实践便会出现。
3. “民主理想”一般会在如下情况中出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通常在某种意义上游走于国家和民众运动、民众实践之间，当他们审视自身传统——毫无例外，这发生于与其他传统的对话过程中——时，他们会引用过往或当前的民主实践案例，以此来论证他们的传统具有一个民主的基本内核。我把这称为“重新建构民主（democratic refoundation）”之时刻。从思想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些也同时是进行收编（recuperation）的时候，在这些进程中，拥有大不相同的历史及传统的人们间发生错综复杂的种种互动，其中形成的理想和制度，却被表述为源于该思想传统本身的逻辑。这不仅仅在欧洲出现，尤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程中，几乎到处都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4. 诚然，这种理想总是（至少部分地）建立在被发明的传统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不真实或不正当的，也不是说它至少比任何其他理想不真实或不正当。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这种理想总是建立在一种不可能的美梦之上——它试图把民主程序或实践与国家的强制机制结合起来。其结果没能在世界上产生任何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Democracies）”，而是仅有一星半点、通常相当有限民主元素的共和国（Republics）。
5. 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并非民主的危机，而是国家的危机。近年来，全球社会运动中，人们对民主实践及程序的兴趣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复兴，但这几乎完全是在国家主义框架之外展开的。民主的未来正存在于此。
让我大致按以上顺序来谈谈这些问题。先来看看把民主视为一个多少是“西方概念”的这种古怪想法。
第一部分：论“西方传统”观念的不自洽
那么就让我从一个相对容易的靶子开始，那就是塞缪尔·P·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著名文章。亨廷顿是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一个典型的冷战知识分子，深受广大右翼智囊团的喜爱。1993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如今冷战已经结束，全球冲突的重点将会转向不同古老文化传统间的相互冲突。该论点因为推崇了某种文化上的谦恭观念而广受关注。通过借鉴阿诺德·汤因比的作品，亨廷顿力图使西方人明白他们的文明只是众多文明中的一种，绝不应当把西方的价值观念视为普遍之物。“民主”在他看来尤其明显地是个西方的观念，西方应当放弃将之强加给世界其他部分的努力。
亨廷顿
表面看来，西方文化的大部分内容确实已经渗透到世界其他地方。然而在更基本的层面上，西方的概念与其他文明中盛行的概念有根本的不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这些西方观念，在伊斯兰、儒家、日本、印度、佛教或东正教文化中往往无法引起什么共鸣。西方传播这些观念的努力反而产生了对“人权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对本土价值的重申，这在西方文化之外的年轻一代人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支持之中可以略见一斑。假定“普世文明”之存在的想法正是一种西方式的观念，这一想法与大多数亚洲社会的特殊主义格格不入，也与他们对民族间相互区别的强调针锋相对。（1993; 120）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这个西方概念的清单都很吸引人。比如说，如果从字面上看，这将意味着“西方”只有到了19世纪甚至20世纪才真正具备了某种可以辨别的形式，因为在那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绝大多数的“西方人”都会断然拒绝几乎所有这些原则——当然，前提是他们真能想得到这些原则。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可以回溯过去两三千年的历史，从而在欧洲的不同地区找到这些原则可信的先驱者。也确实有很多人去找了。在这方面，前五世纪的雅典通常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资源，前提在于人们得愿意无视，或者至少是略去从那时起到公元1215年乃至1776年间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而这大致便是大部分传统教科书所采用的方法。亨廷顿要比这高妙一点，他把希腊和罗马作为一个单独的“古典文明”，后者后来分裂成为东方（希腊）和西方（拉丁）的基督教，当然还有后来出现的伊斯兰教。当西方文明开始时，它与拉丁基督教世界是一回事。然而，在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动荡之后，该文明失去了它的宗教特性，转而成为某种更为广泛的、本质世俗的东西。然而，他的主张最终与传统的教科书里的内容殊途同归，因为亨廷顿同时还强调，比起它那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对手，西方传统一直以来都“远更是”古典文明思想的继承者。
如今人们已经有了一千种方法可以用来攻击亨廷顿的立场。他的“西方概念”清单尤其显得武断。长久以来，各式各样的概念都在西欧不断漂流，且其中许多概念得到了比这些远更为广泛的接受。为什么非要选这个名单而不是别的？选择的标准何在？显然，亨廷顿的直接目的是要表明，许多在西欧和北美被广泛接受的观念可能会在其他地方遭到怀疑。然而即便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清单：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认为“西方文化”的前提是科学、工业主义、官僚理性、民族主义、种族理论和对地理扩张的无尽欲望，并且继而主张西方文化的顶峰是第三帝国？（实际上，一些对西方的激进批评者恰恰可能会提出这种论点）。然而即使在遭到批评之后，亨廷顿仍然顽固地主张一份几乎同样武断的清单（e.g., 1996）。
在我看来，为了理解亨廷顿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份清单，唯一方法是检查他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文本，人们就会发现其中“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这两个短语几乎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在他那里，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似乎主要由“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所组成。就西方而言，这些思想似乎曾经与基督教的某些派别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已经形成了基本上是地理的或民族的分布，在西欧及其讲英语和法语的移民殖民地扎下了根。[1]他列出的其他那些文明——除日本以外——并非以地理术语来定义的。它们仍然是宗教：伊斯兰、儒家、佛教、印度教和东正教文明。到这里已经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为什么西方就该在1520年左右停止以宗教术语进行定义（尽管大多数西方人仍然称自己为“基督徒”），而其他却都要保持如此（尽管，比如说，大多数中国人肯定不会自称为“儒家子弟”）？这大概是因为，如果亨廷顿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一以贯之，他就必须从西方排除某些他不愿排除的群体（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犹太人、自然神论者、世俗哲学家），否则就必须提供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唯独西方可以由各种信仰和哲学的复杂混合体组成，而所有其他文明都不能。尽管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像印度或中国这些地理单位的历史（而并非像印度教或儒教这样虚构的实体），人们恰恰会发现一个信仰和哲学的复杂混合体。
情况变得更糟。在后来一份名为“什么使西方成为西方”（1996）的澄清文本里，亨廷顿真的声称说“多元性”是西方的独特品质之一：
西方社会在历史上一直是高度多元化的。正如卡尔·多伊奇指出的那样，西方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以血缘关系或婚姻为基础的各种自治团体的兴起和存续”。这些团体从六、七世纪便开始存在，最初包括修道院、修会和行会，但后来扩张到欧洲各地，包含了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1996：234）。
他继续解释道，这种多样性还包括阶级多元化（贵族的强势）、社会多元化（代表机构）、语言多样性等等。他说，所有这些逐渐为西方公民社会所特有的复杂性创造了条件。现在，要指出这一切是多么的荒谬是很容易的。例如我们可以提醒读者，在其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和印度实际上比西欧在宗教上更为多元；[2]大多数亚洲社会都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教团、行会、书院、秘密社团、团契以及职业或市民团体；那里的人没有想象出西方特有的那些强迫一致的方式，比如消灭异教徒的战争、宗教裁判所以及猎巫等等。然而亨廷顿的做法之所以出人意料，在于他试图把自己罗列的类别之不自洽转变为其定义性特征。首先，他把亚洲文明描述成从定义上便不可能是多元的；然后，如果有人抱怨被他归为“西方”的人们似乎毫无共同之处——没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哲学或政府模式——亨廷顿可以简单地回答，这种多元性正是西方的定义性特征。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论证。
在大多数方面，亨廷顿的论点不过是典型的、老式的东方主义罢了。在他笔下，欧洲文明显得天生便富有活力，而“东方”则至少是被默示为停滞、不变和单一的。然而，我真正想提请注意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和“文化”概念是有多么缺乏一贯性。毕竟，“文明”这个词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使用方式。它可以用来指代一个人们生活在城市中的社会，就好比说考古学家可能会用它来指称印度河流域。或者它可以指教养、创举或是文化成就。而文化也有着很类似的两重含义。我们可以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用它来指一种感觉结构，一组特定文化的成员会在成长过程中汲取的符号代码，这些符号代码贯穿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说话、吃饭、结婚、打手势到演奏音乐等等。用布迪厄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称为惯习（habitus）。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用这个词来指称所谓的“高级文化”：一些艺术、文学或哲学精英的最杰出、最深刻的作品。在定义西方的时候，亨廷顿坚持只用其最杰出、最富价值的概念，比如自由、人权等等。这表明，无论在提及“文化”或是“文明”的时候，他所考虑的主要是它们的第二种含义。毕竟，如果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文化”，那么古希腊人最直接的继承人显然不是现代英国人和法国人，而是现代希腊人。然而在亨廷顿的体系中，现代希腊人早在1500多年前便皈依了错误的基督教形态，因而打那时起他们便与西方分道扬镳了。
简而言之，为了使亨廷顿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真正有意义，我们有必要把文明设想为一种人们交相阅读彼此书籍的传统。如果说拿破仑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比他们同时代的希腊牧羊人更有资格被称为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继承者，那么原因只能是这样：这两个人更有可能读过柏拉图和修昔底德。西方文化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集合；而是教科书里会教到的，人们还会在讲堂、咖啡馆或文艺沙龙中讨论的观念的集合。若非如此，那怎么设想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文明，始于古希腊，传到古罗马，在中世纪天主教世界中苟延残喘，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获得复苏，然后传到主要是北大西洋沿岸的那些国家定居下来？且若非如此，我们也不可能解释，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像人权、民主这样的“西方概念”如何仅仅存在于潜在的可能性之中（in potentia）。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学和哲学的传统，一套首先在古希腊被想象出来的观念，然后它们便通过书籍、讲课和研讨会的方式被传布了数千年，随之它们向西漂移，直到一、两个世纪前，这些观念中有关自由和民主的潜能在大西洋沿岸的少数国家得到了充分实现。一旦被铭刻入全新的民主机构，它们便开始逐渐渗入到普通公民的社会和政治常识。到后来，支持者们认定这些观念具有普世性的地位，并试图将其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但在这里，这些观念暴露出了其局限所在，因为它们终究无法扩展到其他地区，在这些地区里，人们基于古兰经学术或是佛陀教义，形成了同样强大的对抗性文本传统，并灌输着其他的概念和价值观。
这种立场至少在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它可以称为关于文明的巨著理论（the Great Books theory of civilization）。从某方面看来，这个理论是很有说服力的。人们可以说，一个人是不是西方人这件事，与其所具有的惯习无关。那不在于一个人在童年时吸收了何种深深具身化了的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得一些人成为英国上流社会女性，另一些则变成巴伐利亚农场的男孩，或来自布鲁克林的意大利小子。相反，西方更应当说是他们所有人从主要是青少年时代开始参与其中的文学-哲学传统——话说回来，这个传统的一些元素确实逐渐成为了所有人常识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如果亨廷顿一以贯之地应用这一思考模式，它就会毁了他的论点。如果文明并非深深具身化在人之上，那么，为什么一个秘鲁上层社会的妇女，或者一个孟加拉的农家男孩，就不能接受同样的课程，并和其他人一样成为西方人？然而亨廷顿恰恰就想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
结果就是，他被迫在“文明”和“文化”的两种含义之间反复游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用最崇高的理想来定义西方概念的。然而有些时候，西方也被定义为其现存的制度结构，其例子便是所有那些早期的中世纪行会和修道会，这些事物似乎不是来自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启发，而是完全按照自身意愿出现的。有些时候，他把西方的个人主义视作一种通常遭到压制的抽象原则，一种保存在古代文献中的思想，却也偶尔会在比如《大宪章》这样的文件中探出头脑。另外一些时候，他又将西方视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间认识，并认为对于成长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来说，西方永远不会具有直观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
正如我所说，我选择亨廷顿主要是因为他太容易反驳了。“文明冲突”理论中的论证过程草率得出奇。[3]批评者们对他关于非西方文明的大部分言论都进行了恰当的抨击。从这点来说，读者可能会对我为何要在他身上花这么多时间感到好奇。我的理由就是，部分源于其笨拙，亨廷顿的论点带出了几乎所有人共享的假设中一贯性的缺乏。在我所知范围之内，他的批评者中没有人对其下述观点提出质疑：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为“西方”的实体，这个西方既可以视为是起源于古希腊的文学传统，又可看作如今在西欧和北美生活着的人们所保有的常识文化。同样没有受到质疑的假设是，个人主义、民主这样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所独有。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当成是辩论得以展开的基础。有的人开始庆祝西方是自由的发源地。其他人则谴责它是帝国主义暴力的渊薮。但几乎找不到一个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哲学或社会思想家质疑如下问题：人们是否真能就“西方传统”说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事实上，很多人虽然无比激进，但他们似乎认为，除了西方传统之外，要就任何其他内容说出些有意义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4]
补充性笔记：关于西方式视线的含混性
我想指出的是，其实构建西方这个概念的过程一直在模糊化两种东西的界限，其一是文字传统，另一个则是日常实践形式。让我们举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名叫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的法国哲学家在其一系列著作中主张，许多人类学家研究过的社会都表现出了一种“前逻辑心态”（1926, etc.）。他认为，原始人所采用的思维原理与逻辑性、经验性的现代西方人大相径庭。我们用不着说明他的全部论证。列维-布留尔关于原始逻辑所说的所有内容几乎立即便遭到攻击，他的论点在今天已完全失去了信用。然而，对列维-布留尔的批评总的来说没能指出他是在拿苹果和橘子作比较。他在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从身处非洲、新几内亚及类似地区的欧洲人传教士或殖民地官员的观察笔记中，收集那些最难以理解的宗教仪式记录，以及对反常状况的意外反应，并试图推导出它们的逻辑。然后他拿这些材料去跟西方作比较。但他不是去跟从法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收集到的同类材料比，而是去跟完全是理想化了的观念比，这些观念关乎西方人理应如何为人处世，依据的是种种哲学和科学文献（因而理所当然，这些观念也从对哲人、学者们讨论文献时行为举止的考察中得到支持）。其结果的荒谬性一清二楚：我们都知道，一个普通人可不会在日常事务中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以及实验方法。但这种写法的特殊魔力在于，它迫使我们头一次面对这种古怪玩意儿。
列维-布留尔的写法事实上十分常见。究竟它的魔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主要是通过让读者去代入一个特征不明的、正在尝试解决谜团的人类角色。西方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开创的传统，比起其他哲学传统（它们很少会以如此去语境化的思想家开始）而言，特别容易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宇宙是从昨天才刚刚诞生的一样，于是任何预备知识便都是不必要的。而且这一思想传统的呈现方式里，往往会有一位富有常识的叙述者，正遭遇到了某种异域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一个当代的德国人在读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时，会自动带入的不是他自己先祖的视角，却是此书意大利叙述者的[5]；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位意大利无神论者阅读英国国教会传教士关于某些津巴布韦的仪式记录时，根本不会考虑到这位观察者自己遵从的那些诡异的品茶仪式或是圣餐变体论。像这样，西方的整个历史就能呈现为一连串“发明”和“发现”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一旦有人开始写文章来处理这些问题——如同我正在做的一样——此人实际上便成了这一正典的组成部分。传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张天罗地网，让他无处可逃。
对列维-布留尔而言——而且在这件事上，对于当代大多数人类学家而言——所谓“西方的个人”不是别的，正是那样一个缺乏特征的、理性的观察者。当我们写作某类文章时，我们就被期待去假扮成这样的观察者，或者说是一束脱离实体的视线，它所包含的任何个人或社会性的内容都得仔细地清除干净。这个观察者跟任何现实存在者都几乎没有关系，跟曾经成长过、爱过、恨过、以某种方式介入过这个世界的任何人都无甚瓜葛。它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物。一旦意识到所有这些，人类学家便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难题：如果所谓“西方的个人”并不存在，那么我们究竟是在比较些什么？
在我看来，对于想把西方的个人奉为“民主主义”承担者的人们而言，这甚至造成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民主主义意味着共同自治，然而西方的个人却是一种把任何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都撇得一干二净的行动者。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缺乏特征的理性观察者形象，虽然有可能被设想为某类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角，但如果想把他（而且除非特别声明，他一般被假定为男性）确立为一位民主派，那就只能是把民主主义本身定义为一种市场活动，行动者只是为了追求一组经济利益而参与其中。这当然就是理性选择理论主张的研究思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认为，在民主决策的问题上，从卢梭以来的主导性认识方式中，这种想法早已有所体现了。卢梭倾向于将“商议”看成仅仅是在平衡各方利益，而不是一种形成甚至是塑造了参与主体们自身的过程（Manin 1944）[6]。对行动者的这种抽象方式切断了其与任何具体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以至于很难看出它该如何参与民主主义进程所要求的任何种类的对话和折衷。人们只可能想象这样的主体将会追求一种最为抽象的民主程序，比如说，去参加定期选举。
重构世界体系
读者可能要问：如果“西方”是个没有意义的概念，那我们该怎样去谈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一整套全新的概念。当然了，我们不宜在这里发展这些概念。其实我曾在其他研究（Graeber 2004）中提出，现存的一系列术语——以“西方”为首，但也包括了比如“现代性”这样的概念——都无助于真正的思考，充其量只是思考的替代品罢了。如果一个人从城市化程度抑或是文学及哲学传统去考察，他就不难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欧亚大陆在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分割成了三个主要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部体系；一个位于东南部的体系，它的中心如今成了印度；还有一个西部的文明，中心地区在今天被我们称为“中东”的地方，其势力所及朝地中海方向延伸，时远时近。用世界体系论的术语来说，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及黎凡特地区的诸核心国家而言，欧洲与非洲这两个地区与其维持着几乎完全一致的关系：两地都是典型的经济边缘地区，进口制成品并出口金银一类的原材料以及（重要的是）大量的奴隶（在公元868-883年间巴士拉爆发非洲奴隶起义后，阿巴斯王朝似乎转而开始从欧洲进口奴隶，因为人们认为后者更加听话）。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时刻里，欧洲和非洲在文化上也处于边缘地位。从各方面来看，伊斯兰世界都如此地与后来被称为“西方传统”的东西如出一辙：他们在知性上努力融合犹太教-基督教经文与希腊哲学，在文学上强调宫廷爱情，此外还推崇科学的理性主义、守法主义和清教徒式的一神论，他们具有传教冲动，推行扩张的商业资本主义，甚至还发生过阶段性的“东方神秘主义”热潮。乃至欧洲历史学家只可能是被最深刻的历史偏见蒙蔽了双眼，才会得出结论说这些其实是西方传统。事实上，只有当那些生活在蛮族王国的中世纪欧洲人自身变得更像伊斯兰人了之后，他们才开始接近于我们今天称为“西方”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那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曾称作“西方之崛起”的事件，有必要把它想成，用世界体系论的术语来说，是米歇尔-罗尔夫·特罗约（Michel-Rolph Trouillot, 2003）称为“北大西洋体系”的产生过程。这个体系逐渐取代了地中海半边缘地区，作为自成一体的世界经济而出现，并与旧有的，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世界社会展开竞争，然后逐步、缓慢且痛苦地兼并了后者。北大西洋世界体系的创造是通过超乎想象的巨大灾难而实现的，这一过程包括了对许多文明的全面摧毁、大规模的奴役以及数以亿计人类的丧生。通过不断融合非洲、美洲原住民及欧洲传统，它也创造出了其独特形式的世界主义。对北大西洋的那些海上无产者的历史进行再现的工作仍在逐渐起步。这段关于暴动、海盗、反抗、流亡、实验性共同体，且充满了各类反律法主义及平民主义观念的历史，在常规的论述中基本遭到了完全的忽视，其大部分内容已经永久佚失。然而，或许正是这些进程，在后来被称作“民主主义”的激进理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角色。不过这些还是留到后文再讲吧。在这里我只想强调这一点：我们在处理的问题并非什么“诸文明”的发展史，好像其中会有什么赫尔德式的或黑格尔式的内在展开过程——不是那样的，这根本上便是些相互纠缠，难解难分的社会。
第二部分：民主主义不是发明出来的
我在本文开头处提出，民主主义的历史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写法。其一是写关于“民主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然后去从古代雅典开始写起；另一种则是写有关平等主义式决策程序的历史，这种程序在雅典被人们叫成了“民主的”。
一般说来，我们倾向于认为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民主主义就跟比如科学或哲学一样，是古希腊人的发明。这个主张乍看起来非常奇怪。平等主义的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随处可见（其中很多可要比前五世纪的雅典平等多了），而且面对集体性的大事，它们各自都有一套决策程序。通常这会包括共同体成员的全体集会和讨论。在这种场合下，共同体的所有成员至少在理论上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然而不知何故，人们常常断定这些无法称得上是“民主的”程序。
这个主张之所以貌似有点道理，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别的集会里，一般很少会进行投票表决。几乎毫无例外，它们采用的都是某种形式的共识寻求程序。这个事实本身就很有意思。如果举手投票，或是让正反两方各站广场一侧的做法并非什么极端复杂的想法，从而不需要什么古代的天才去“发明”它们，那么为什么鲜少有人采用这些程序呢？为什么与此相反，共同体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更倾向于采纳明显更难达成的一致同意方式？
我想提出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在当面共同体（face-to-face community）中，人们更容易弄清的事情是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想要怎么做，而不是如何让那些不想这么做的人改变主意。一个典型的会采用共识决策法（consensus decision-making）的社会中，往往不存在强迫少数派服从多数决策的手段，这有两种可能：不是因为那里不存在垄断着强制暴力的国家，就是因为国家没有兴趣，或并不试图干预地方性决策。如果不存在一种手段去强迫那些不满于多数意见的人们服从决定，那么举行投票将会是最糟糕的选择。投票表决相当于一场公开比试，参加者中的一部分将被判为输家。投票表决能够最有效地制造出屈辱、怨恨和敌意，而这些最终将导向共同体的毁灭。任何一个活动家，只要他接受过为当前的直接行动小组而设计的促动技术培训，他就能告诉你，共识程序绝非议会辩论，而寻求共识跟投票表决也是毫无共同点。相反，这个过程里人们总是在折衷和综合不同意见，以期能够创制出一项任何人都不会强烈反对并拒绝接受的决定。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会有的，对“决策”及其“实施”的区分，在这里有效地瓦解了。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必须同意决定。大多数形式的共识都会包含不同程度的异议，但重要的是要保证没有人会感到自己的观点遭到了完全无视并愤而出走，也就是说，要保证即便有人觉得集体作出的决策不甚高明，也会愿意给予消极的默许。
我们可以认为，少数服从多数方式民主（majority democracy）只有同时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才会出现：
1. 人们感觉在进行集体决策时所有人都该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2. 存在强制机器去执行这些决定。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刻，同时具备两者的情况极其罕见。在平等主义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同时会认为推行系统性强制是错误的。而在确实存在强制机器的地方，对于这些强制力的操纵者们而言，是否执行了某种民众意志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古希腊雅典卫城
与这明显有关的是，古希腊是历史上最具有竞争性的社会之一。这个社会倾向于用公开竞赛的方式来办一切事情，从体育竞技到哲学或悲剧演出，乃至其他所有事。所以连政治决策也被他们搞成公开竞争了，这好像也没那么奇怪。不过更重要的是，参与决策的本来就是些武装民众。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曾指出，希腊诸城邦国家的组织结构一般取决于其军队的主力兵种：如果主力是骑兵，城邦就将是贵族制政体，因为购置马匹需要花很多钱；如果是重装步兵，城邦就将是寡头制，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承担得起武器和操练费用；如果城邦主要依赖海军或轻装步兵，便可以期待存在一个民主制，因为人人都会划桨或是操作投石器。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有了武器，说起话来就会有分量。这一点在色诺芬的《远征记》中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本书讲到一队突然失去首领的希腊雇佣兵迷失在波斯境内。他们选出了新长官，并随即举行了一次集体投票来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在这类情况中，即便投票结果是60比40，力量的对比也是一目了然的，乃至所有人都看得出如果发生混战会有什么结果。每一场投票都是一次征服，真正意义上的征服。
换句话说，在这里，决策与实施手段的区别同样被瓦解了（或者有可能被瓦解），只不过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
如果这就是民主，那罗马军团可能也是很民主的。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直被禁止进入罗马城。然后，当马基雅维利在“现代”的破晓时分复活民主共和国的概念时，他也立即重提了武装民众的观念。
这反过来能够解释“democracy”这个概念本身，该词本来是那些反对它的精英主义者们造出来诋毁它用的，字面意思是人民的“力量”，乃至人民的“暴力”，是“kratos”而不是“archos”[*1]。在那些创造该词的精英主义者眼里，民主主义从来都跟纯粹的暴动或者暴民统治没什么两样。虽然说你懂的，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让人民承受另一些人的永久征服。讽刺的是，当他们确实出于这种理由成功压制了民主主义后（通常情况下他们总能办到），其造成的结果却是：此时，若想传达人民大众的意志，便恰恰只剩下通过暴动这条唯一途径了。于是在比如罗马帝国或18世纪英国这些地方，暴动成了一种相当制度化了的实践。
古罗马竞技场
然而在多大程度上，这种现象其实受到了国家的刻意营造？这是一个值得进行历史考察的问题。我在此处说的当然不是那些字面意义的暴动，而是我想称为“丑恶之镜（ugly mirror）”的制度：那些精英们会促成或支援这类制度的确立，以加强人们的一种印象，即觉得所有的民众决策都将是暴力、混乱且肆意妄为的“暴民统治”。我猜这些做法对于独裁主义政权来说是家常便饭。比如想想这个：在民主主义的雅典城邦里，广场集会（agora）是他们标志性的公共活动，而这在独裁主义的罗马则是竞技场观赛（circus）——一种庶民大众聚集起来观赏竞速、角斗或集体处决的活动。这些竞技活动要么直接受到国家资助，要么在更常见的情况下，是由精英中的特定成员所赞助（Veyne 1976; Kyle 1998; Lomar and Cornell 2003）。角斗竞赛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确实包含某种民众决策：根据民众的喝彩情况，角斗士将被释放或是处死。然而，雅典的广场集会程序是被设计来最大化民众之尊严以及其商议深度的（虽然它在根底上存在强制的元素，且时常能制定出残忍无比的决议来），而罗马的竞技场几乎正好完全相反。它类似一种常规化的、得到官方赞助的私刑活动。后世那些对民主主义怀有敌意的作家们，会用上包括“喜怒无常、露骨残暴、拉帮结伙（彼此敌对的战车队支持者们时常会在大街上殴斗）、英雄崇拜、激动癫狂”之类的措辞来描述那些“暴徒”。然而在罗马圆形剧场里，这些品质中的几乎每一项都不仅得到容忍，而且还受到鼓励。似乎独裁主义精英们希望给公众持续提供关于混乱状态的恐怖景象，好让他们体会到如果他们胆敢夺权，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什么。
我对于直接民主之起源所具有的军事性质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在比如中世纪城市和新英格兰城镇里的群众集会就不是一些（通常而言）有秩序、有尊严的程序；虽然我们有理由猜测，这部分也是由于在实际做法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寻求共识作为其行动底线的。然而，他们的做法似乎并没能促使那些政治精英改变观点，让他们不再把民众自治跟竞技场或罗马、拜占庭帝国暴动等同起来。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有教养人士类似，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称为“民主主义”的东西——他们用该词来指称直接民主主义，或照他们有时会用的提法来说是“单纯民主主义（pure democracy）”——看成一种本质上乱糟糟、闹哄哄的政府形式，更不必说那还将危害到少数派的权利（此处浮现在他们脑海中的少数派是有钱人）。只有等到“民主主义”这个术语几乎完全把代表原则融入自身以后，该词才重获这些出生高贵的政治理论家们的青睐，也才获得了它在今天的意涵。然而代表这个概念本身也有着意味深长的历史，如同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 1991; Godbout 2005）指出的那样，这个词本来是指面对国王的人民代表团，也就是国内使节那样的存在，他运用的那种权力无论如何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在下一部分里，我想简单谈谈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
第三部分：论“民主理想”的形成
这个过程耗费了漫长的时间。在北大西洋体系成立后头三百年里，民主仍然意味着“暴民”，即使在“革命年代”中也同样是如此。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如今被视作英国、法国和美国第一部民主宪法的创始者们，都彻底否认他们是在试图引入“民主”。弗朗西·杜比-德希（Francis Dupuis-Deri 1999, 2004）观察到：
美国和法国现代选举制度的创始者们公开地反对民主。这种反民主主义部分可以从他们保有的丰富的古希腊-罗马文史哲知识中得到解释。在政治史问题上，美国和法国的政治人物普遍自视为古典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并认为从雅典、罗马到波士顿、巴黎的整个历史中，同样的政治力量始终在无尽的斗争中互相对峙。这些创始者们站在历史上共和势力的一边，反对贵族以及民主势力，在这里，罗马共和国同时是美国人和法国人效仿的典范，而雅典民主则是遭蔑视的对立模式。（Dupuis-Deri 2004: 120）
比如说在18世纪末的英语世界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对雅典民主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托马斯·霍布斯所翻译的修昔底德。无怪乎他们会得出结论，认为民主意味着无序、动荡，充满党同伐异和蛊惑煽动，且具有转变为专制主义的强烈倾向。
对于任何带有民主色彩的东西，当时的大部分政治家都抱有敌意，而这不为别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自认继承了今天我们称为“西方传统”的那种东西。比如，美国宪法里便载入了罗马共和国的理想，宪法的制定者们在十分有意识地尝试模仿罗马的“混合宪法”，平衡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便在他的《宪法辩护》（1797年）中主张，真正的平等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每个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存在着最高领导人、贵族集团（无论那是在财富意义上的，抑或是品德高尚的“自然贵族”）和民众阶层，而罗马宪法在平衡每个人的权力方面最为完美。通过设置一位强势的总统、一个代表富人的参议院和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美国宪法的主旨便在于重现这样的平衡——尽管国会的力量遭到极大的限制，它仅能够确保民众对税款分配的控制。这种共和主义的理想是所有“民主”宪法的基础，因而直到今天，美国的许多保守派思想家还喜欢指出，“美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共和国。”
另一方面，正如约翰·马可夫（John Markoff）所指出的，“18世纪尾声那些自称的民主派们中间，很多人极度怀疑议会制度，对政党竞争体制充满敌意，批评匿名投票，对妇女的选举权漠不关心乃至反对，有些还对奴隶制持宽容态度”（1999: 661）——在这里同样的，对于这些想要复兴古代雅典的人们来说，会有这样的立场一点儿也不足为奇。
在当时，这一类直率的民主人士，就比如托马斯·潘恩，即便是在革命政权内部也仅被视为一小撮乌合之众。情况要到下个世纪才开始发生变化。在美国，19世纪头几十年里选举权的扩大，迫使政治家们愈发需要去寻求小农和城市工人的选票，一些人开始用起这个词来。引领这一潮流的是安德鲁·杰克逊，他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自称为一个民主派。在随后二十年间，几乎所有政党都纷纷开始效仿，这不仅包括那些民粹主义者，连最保守的政党也如此。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提倡“民主”，并获得了类似的结果：10到15年内，即便是那些温和的以及保守的共和党人，由于被迫跟别人争夺民众选票，故而也开始用上了这个词（Dupuis-Deris 1999, 2004）。同一时期，人们对雅典的评价发生了一场急剧转变。同样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雅典开始被视作“公众参与”这一崇高理想的象征，而不是一场群众暴力心理状态的噩梦（Saxonhouse 1993）。然而，这并非因为当时有谁赞同雅典式的直接民主，即使仅在地方层面上也没有（其实可以猜到，正是这一事实使得雅典的恢复名誉成为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家们仅仅是开始用“民主”一词来代替了“共和”罢了，在指代含义上没有任何变化。我怀疑，雅典之所以开始获得好评，其实更多与当时在希腊发生的事件有关，尤其是发生在1821年至1829年间的希腊对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人们很难不把那看作是希罗多德笔下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之间冲突的现代重演，而这可说是“热爱自由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间那种对立图示的原型文本；当然，把参照框架从修昔底德改为希罗多德，这只会对雅典的形象有利。
不久之后，小说家如维克多·雨果、诗人如沃尔特·惠特曼，纷纷开始将民主崇奉为一种高尚理想，然而当这些人这么做时，他们不是在陪那些精英们玩文字游戏，而是呼应了更广泛的大众情绪，这种情绪一早便使小农和城市工人对该词产生了好感，即便那些政治精英们基本还是在滥用着它。换句话说，“民主理想”不是从西方文学-哲学传统中产生的。相反，它是被人从外部强加给这个传统的。其实，把民主看作无疑是“西方”理想的那种想法，要到这之后很久才有。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欧洲人在相对于“东方（the East）”或“东洋（the Orient）”进行自我定义时，他们不是把自己看成“西方人”，而是不多不少就自认作“欧洲人”。[8]撇开个别例外不谈，“西方”在当时指的是美洲。只有到了19世纪90年代，当欧洲人开始平等看待美国，将之视为与自身同一文明的一部分之后，许多人才开始在目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GoGwilt 1995; Martin & Wigan 1997: 49-62）。亨廷顿的“西方文明”则出现得更晚：这个概念最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几年在美国的大学里发展起来的（Federici 1995: 67），当时，德国知识分子已然陷入一种辩论，讨论他们自己到底能不能算西方的一部分。显然在二十世纪中，“西方文明”这个概念是为了殖民帝国逐渐解体的时代而量身定做的，旨在将前殖民宗主国与它们最富有、最强大的定居殖民地归在一起，坚称它们共享一种道德和智力上的优势，并且弃绝任何它们有责任“文明化”任何其他人的观念。在“西方科学”、“西方自由”或“西方消费品”等短语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紧张关系：这些短语是否反映了所有人类都应当认可的普遍真理？抑或它们不过是众多传统中的一支？正如前文所述，由此产生的表述形式充满了矛盾，以至于很难设想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除了这么一种可能性：为了满足某种极为特殊的历史需要。
然而，如果更仔细地检查这些术语你便会发现，所有这些“西方”之物事实上都是在不同社会间的交织缠绕中形成的。“西方科学”是由各大洲的发现拼接而成的，且现在有大量非西方人从事生产。“西方消费品”总是从世界各地汲取原料，它们中有不少明显是对亚洲产品的仿制，而且如今它们的产地都是中国。那么，“西方自由”是否一样也是如此？
想必读者已经能猜到我的答案了。
【注释】
原注
[1] 但不包括那些讲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人。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亨廷顿有没有评断布尔人。
[2] 就比如说，一个明代的朝臣年轻时可以信奉老庄之学，中年时遵从孔孟之道，隐退后则转投佛门，这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在西方找到类似情况。
[3] 他的一些言论离谱地出奇（比如说他理所当然地声称，伊斯兰教、佛教和儒家等传统与西方不同，并不主张普遍性真理；而且他还说，西方传统是建立在对法律的迷恋之上，伊斯兰教则不是），人们不禁要问，任何严肃的学者怎么可能讲得出这种话来。
[4] 实际上，一些原本最为反对亨廷顿的作者们，到头来却比他走得更远。比如他们有人会认为“爱”是一个“西方概念”，在谈印度尼西亚人或巴西人情况的时候不宜使用。
[5] 或者一个法国人若去读波希多尼有关古代高卢的记录，他会代入的是古希腊人的视角（虽然这法国人要是真遇上古希腊人，他八成会以为那是某一类的阿拉伯人）。
[6] 顺带一提，这就是为什么古典的希腊哲学家都如此怀疑民主主义。他们的主张是，因为民主主义并不教导人“什么是善”。
[8] 这点之所以经常被忽略，一个原因在于黑格尔是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西方”的人之一，而马克思也经常沿袭他的做法。然而，在他们的时代里是很少有人那样使用该词的。
译注
[*1] democracy中的词根krato表示纯粹的“强大”或“力量”，而“archos”意指具有正当性的统治者。
责任编辑：伍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