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答案_湖北成人自考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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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书｜心安处 即吾乡

2018成考专升本政治 英语答案

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中国网事·感动2022）既做“实干家”，也当“真学霸”——一位市场监管卫士的17年坚守

品读｜谢天开：悦读薛涛史话

一、中国家书｜心安处 即吾乡

时序更替，又是一年春节。此刻，也许你已与家人团聚，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着团圆饭，其乐融融；也许你正在返乡的列车上，耳边尽是熟悉的乡音，马上就要踏上久别的故乡的土地；也许，你仍坚守在岗位，守护着那来来往往的人群，为了更多人的团聚，自己先与家人短暂地分离；也许，你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政策，就地过一个不一样的年……

节日的祖国大地上，总有赶路人，有逆行者，有坚守者。

无论身处何地，当下都来之不易。归家的人、在外的人，守护的都是同一份家国的情怀、同一份温暖的期冀。

你守着岛，我守着你

“老王：再有几天就春节了，回想以前的春节，一次次、一年年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就在我眼前！那时候，我俩在岛上过年，你会提前请渔船帮我们捎来年货：肉、鱼、蔬菜、鞭炮、灯笼、对联，等等。腊月二十七一大早，我就会去撵咱们自己养的鸡，要跑上好半天才能抓到一只……你总说，等老了，我腿脚不太灵活的时候就不要抓了。在你走后，我就没有再养鸡了，你不在我确实抓不住了……”

临近春节，央视报道了王仕花给逝去的丈夫王继才写下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信，落款是“想念你的小花”。信中，与丈夫在开山岛的点点滴滴又涌上心头，王仕花泣笔诉说，字里行间满是对丈夫的思念。

我们都知道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守岛的故事。在位于黄海前哨的开山岛，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一守就是32年。海风呼啸、人迹罕至，一面国旗，一座孤岛，“守岛就是卫国”成了他们的信念。

岛上条件艰苦，王继才一直觉得亏欠妻子，王仕花却说出了自己上岛的初衷：“你守着岛，我守着你”。

王仕花上岛两个月之后，开山岛上第一次升起了国旗，这是王继才提议的。他说：“岛再小，也是祖国的领土。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才觉着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从此，夫妻俩每天在岛上升起五星红旗，早晚例行巡岛；救护海上遇险船只，每天完成海防日志的记录……遥远渺小的岛屿，因为王继才夫妇的守护而有了温度，这里也成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家。王继才对妻子说：“我们要在开山岛守下去，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

王仕花在信中回忆道，在岛上，天气好的时候，孩子们能赶来一起过节，夫妇俩便分外高兴。大年初一天还没亮，王继才就起来放鞭炮，包饺子、做汤圆，早饭后就领着一家人去往后山升旗、巡逻。路过弹药库的时候，王继才就会指着墙上的画，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王继才总是说，老一辈抛头颅洒热血，我蹲在这边牺牲一点，又有多难呢。

就这样，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上过着平淡、艰难，却又幸福的日子。刚去岛上生活时，没有电，他们就用蜡烛照明；没有足够的淡水，就把雨水收集起来省着用；送补给的船只因台风无法过来，夫妻俩就生吃海里捡来的牡蛎充饥。夫妻俩把小岛当成了家，开始种树、种菜。现在岛上已经有100多棵树，松树、无花果树、桃树、梨树……

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去世。悲痛之余，王仕花随即毅然向组织递交了继续守岛的申请，她要把岛继续守好，把这个“家”护好。

“在岛上待着，我就觉得老王他没走。”如今，守着岛，就是守着家，也是守着他。

近年来，岛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山岛上迎来了更多值守的民兵，值守制度更加完善。这些，王仕花都在信中告诉了丈夫。

“我们都好，只是缺少了你。”今年春节，王仕花表示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在岛上过年，和守岛民兵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她想对丈夫说，“我会把你没有走完的路，接着走下去。”

保卫万家灯火，我能看到尽头是家

我们总是这样描述过年的场景：贴窗花、写对联、包饺子、放鞭炮……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阖家团圆的温情背后，是无数人默默地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

透过下面两封解放军报报道的解放军官兵的家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可爱的卫士的模样。

“爸爸妈妈，班长说，我们的岗位是‘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铸威名’。开始我不太理解，现在我终于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火箭军某部新兵焦勇勇缓缓落笔。

焦勇勇入伍前是个满腔激情的热血青年。来到大山深处，热血凝成了苦寒。一次次历练中，焦勇勇渐渐明白了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

“做好个人防护，少串门，我在部队一切都好。”“我在部队磨砺成长，还学到了专业技术，每天都很充实”……大家各自写着心里话。

春节临近，刘利霞家中收到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大多数的包裹上收件人写着“刘利霞”或者“肖妈妈”。刘利霞，是卫国戍边英雄肖思远烈士的母亲。

刘利霞发现，有些包裹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和寄件人姓名。包裹里的物品，有理疗脚盆、葡萄干、电暖器，还有粘豆包和速冻水饺等，发件地有新疆乌鲁木齐、辽宁阜新、湖北孝感……

肖思远牺牲后，连队官兵把肖思远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关心。刘利霞也想表达谢意，元旦时，她考虑到官兵吃水果不方便，给连队寄去了20箱橙子。怕橙子被冻坏，她特意用棉布把橙子包好，再放入保温箱内发往部队。

“妈妈，儿们近来安好，这次执勤已有半年之久，未能及时回信，还望见谅。日落思远，志在家国；将士戍边，保卫河山。思远曾和我们一起战斗过，我们会永远记住他。橙子，我们收到了。新的一年，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敬礼！”收到橙子后，连队政治指导员罗宇代表全连官兵给刘利霞发来祝福。

保卫万家灯火，能看到尽头是家。

从来没有像这几天感到，和一个城市这么亲近

每逢佳节盼团圆，寄托着中华儿女的朴素情感。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却是不得不考虑的变量。

基于疫情不确定性的考虑，多地倡导就地过年，很多人选择放弃返乡。

放弃返乡，或许有些许遗憾。但这一选择的意义，早在西安疫情的时候一位父亲便给出了答案。

“孩子：在这个特殊形势下，爸爸给你写信，就是要告诉你，你是西安的一员，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立场坚定，为西安疫情防控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本来临近寒假，我和妈妈积极准备着你的到来。看来希望不大了。西安突然紧张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思绪。自你到西安读大学以来，我开始时刻关注西安的天气、交通甚至风土人情。但是从来没有像这几天感到，和西安这么亲近……我们不担心你在西安过年，就地过年是做好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你人生中一次难得的经历和考验。”

这是人民日报官微发布的西安财经大学一位同学家长的千字信。笔底，流淌的是一位父亲对女儿冷静又温暖的指导与鼓励，背后，是一个公民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在这位父亲看来，一个城市，与这个城市的每个人，以及这个城市以外的很多人都有关，当她出现状况、需要关注时，这个城市的每一分子与她都发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距离实际上更近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你也应该身穿隔离服，连续十几个小时不休息地为民众做核酸，排查疫情。如果你是一名警察，你也应该不畏严寒，在风雪中指挥交通，严防死守，卡住病毒流窜的一道道关口……即使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也“要遵守学校规定，学校要求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展示一个大学生的风采”。

事实证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城市终会渡过难关。

心安处，即吾乡。

转眼间，抗疫已经两年。这两年里，正常的生活难免被打断。面对有些人的困惑，张文宏说，“年轻人，无论你同意或者不同意，注定是要与时代共成长的。但生活的特点就是变迁与跳跃，充满突如其来的命运变换。这种变化与不确定性，有人喜欢，有人惧怕。每当我们走过一个年代回头看，会发现走过的路都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的过程。”

时代的潮水总能跨过一个又一个山头，个人也是如此。流水要争先，靠的是绵绵不绝。在岁末看待未来，我们可以相信，迎着时代的潮水向前，我们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部分。（郑新）

二、2018成考专升本政治 英语答案

答：一、什么是成人高考成人高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属国民教育系列，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承认学历。经教育部审定核准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大学等等，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普通高校...

三、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张翼

疫情后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状态》（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所讨论的情形来形容。所谓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者用一个更常见的说法——“紧急状态”，指的是权力在一般性的秩序被悬置起来后恢复了其完满的特性，而秩序与法则变成空虚的状态。疫情这只“黑天鹅”所导致的“例外状态”是如此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人们在回想起2019年时，仿佛在说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这或许就是“例外状态”对我们身心造成的影响。

尽管“例外”是“常态”的对立面，但是当“例外状态”持续到第二年时，所谓的“例外”本身也就成了“常态”了。2020年若尚给人某种“新鲜感”的话，那么2021年的生活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内外的重压。这种重压不仅仅是经济压力下物质生活层面的“消费降级”，还表现为在急速变化的局势中找不到稳定精神依托而导致的焦虑与不安。人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这兼具旧秩序崩溃所带来的混乱与新世界诞生之可能的例外状态中，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又应当如何行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理解崩溃中的旧秩序到底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从最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旧秩序首先是14-15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可以算是对此最凝练的概括之一，他对“万物商品化”过程中充满辩证意味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讨论发人深省，也对解释当下中国社会中家庭支持下的青年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具有启发意义。华勒斯坦的作品固然精要但也失之过简，扬·卢滕·范赞登的《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更为细致地从利率水平、市场环境构建、出版业、婚姻年龄等社会层面描绘出中世纪的欧洲如何走向工业腾飞的“漫长跑道”。当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时，才能理解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的论断“资本主义并不根植于某种超越历史的自然规律”。伍德在书中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学术史讨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抓手。

上述作品关注的都是宏观过程和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

（商务印书馆，2017年）

则聚焦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探讨了中世纪彼此关系疏远的开放世系家庭如何在宗教改革时代完成“圣灵的家庭化”，并最终形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重视成员纽带的“封闭的核心家庭”。这一过程不仅是观念的转变，更是生产方式改变的反映。迈克尔·米特罗尔在《欧洲家庭史：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就强调，生产过程从家庭手工业转向集中的大工厂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成员关系的紧密化，这种紧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代死亡率，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更充足的劳动力。家庭模式的变迁便以此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了一起。Keith Wrightson的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J. A. Sharpe的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Arnold, 1997）则将家庭、人口、土地、犯罪和贫困等要素编织成一张相互作用的紧密网络，为我们理解英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度转变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俯瞰的视角。

同一时代的中国也绝非一成不变的“木乃伊”。易劳逸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重庆出版社，2019年）

以优美的文笔概述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面向。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则着重讨论了乾隆在控制粮价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手段，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前现代国家遇到了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在此展现的活力绝非一句“封建社会”可以抹杀的。事实上“封建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是超越历史的形而上的概括，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极为细致地分析了“封建”这个词是如何被泛化乃至滥用的。若结合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对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许多我们今日熟知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资本主义的胜利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世界”。这一改造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维度：从近代早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最终成型的现代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尽管宣扬“主权平等”的观念，但是却从诞生始就充满了地理空间上的霸权主义与文明等级论色彩，正如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中所总结的那样：“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被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而文明使人类社会趋向于一致（这同时也是资本的要求），这导致一种全球行为准则的诞生。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军事手段被条约所取代，模糊边境被精确边界取代。”

在新的理念指引下，如卡洛·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中所描绘的那种充满幻想与奇异关联的中世纪世界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几个近代大帝国永无止境的掠夺与扩张。在海洋上，有桑贾伊·苏拉玛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实践；在陆地上，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两卷本《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则是描绘帝俄兴衰的恢弘巨著。俄国的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几乎可以与领土扩张画上等号，这一趋势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才真正得到实质性的遏制。奥兰多·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极为细腻的笔调为我们呈现了这场充满了狂妄、愚行与肮脏的战争。英、法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却不过是用自己的拙劣表现成就了世人皆知的南丁·格尔，但南丁·格尔很大程度也不过是沾了英语话语霸权的光。人们只记住了南丁·格尔，却不知道俄国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他发明了“伤员分流系统”并且广泛地采用乙醚麻醉，使自己手下的伤员存活率高出英法两倍有余。克里米亚战争所象征的西欧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对抗不仅是政治-外交层面的，同样也是文化层面的。奥兰多·费吉斯的另一本作品《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就着力描述了俄国文化中“西方性”与“俄国性”之间持久的冲突，到了民族主义的时代，这对冲突中又加入了俄国的“亚洲元素”，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俄国文化永恒的内在张力。

当然要论帝国扩张史之最，俄国还是难以和大英帝国相比。一般而言，人们把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看作是英国取得海上霸权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加勒特·马丁利在《西班牙无敌舰队》

（华文出版社，2019年）

却告诉我们，事实上英国海军不仅在质量上，甚至在数量上都强于西班牙海军，所谓的“无敌舰队”更多的是西班牙人讽刺的说法。只是英国人自我包装的能力太强，才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以弱胜强”的印象，这也是英语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一个表现。有太多的作品致力于将不列颠民族崇尚的实力政治包装为正邪斗争，如巴巴拉·W.·塔奇曼的《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本·威尔逊的《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重铸大英帝国：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都是类似的作品。尽管我们在阅读时应批判其中关于英帝国描述虚伪一面，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书籍如何将霸权构建得“合乎道义”，对于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而言，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课。

要从学理上理解英帝国的扩张，Ronald Hyam的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和C. C. Eldridge 编纂的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是更好的选择。前者是关于英帝国扩张原因和特点深入浅出的总括，后者是分析这种扩张对英国社会与殖民地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对于英帝国而言，印度无疑是其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然而在英国殖民之前，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曾有着辉煌的历史，贾杜纳斯·萨卡尔的《皇位之争：奥朗则布和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生动地叙述了莫卧儿极盛时代的君主奥朗则布青年时代直到掌握权力的精彩故事。然而奥朗则布自身的赫赫武功却反而成为其统治印度之薄弱的证明，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各处平叛以及抵御萨法维波斯的入侵，这种高度不稳的统治结构在奥朗则布死后导致了莫卧儿的分裂，英国才能以东印度公司为媒介趁虚而入。浅田实的《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是了解东印度公司的浅显入门作品。那些在印度成为暴发户的英国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影响英国的政治，这与伍跃在《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对商人通过捐纳而进入中国政治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在东方掠夺的不仅有财富，还有艺术品，马娅·亚桑诺夫的两卷本《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就生动地告诉我们那些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到底是怎样用各种暴力与卑劣的手段运到英国的。

英帝国的模式既吸引了崇拜者也造成了敌人。沃尔弗拉姆·希曼在《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就指出了英国模式对于这位奥地利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强烈影响。而安德鲁·罗伯茨的《拿破仑大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则是这位英国人最大的敌人的上乘传记。不过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敌友，我们也应当关注更为隐秘层面的抵抗。例如迈克尔·卡瓦斯的《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就讨论了走私者如何抵抗本垄断与国家专卖的研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讨论了地方结构对政府权力扩展抵抗。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9年）亦可视作近代社会面对不断扩张的“大政府”的反弹，无论这个政府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这些抵抗者所代表的暴力传统与鲁大维在《神武军荣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和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结构，1680-178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所强调的那种崇尚荣誉、服从、等级与秩序的官方暴力文化迥然不同，其相互作用之间的对抗冲突也是18-19世纪社会秩序演变的重要议题。

历史最终证明，有组织的国家暴力终究是更胜一筹。但是暴力作为手段则必须服从于更高层面上的价值理性，否则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便很可能如韦伯所担忧的那样是理性本身走向其反面。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所描绘的战前欧洲社会就如同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样陷入非理性的残忍狂喜之中，是人们成为祭品而不自知。这种癫狂既是心灵层面的，也有赖于药物的使用。诺曼·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中就指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从元首到普通士兵都大量依赖被称为“帕飞丁”（parvitin）的冰毒才能维持战争所需要的亢奋状态。然而纳粹的暴行却又是高度理性化的，克里斯托弗·吕康在《硝烟中的葡萄酒：纳粹如何抢占法国葡萄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就以葡萄酒为例为我们呈现了高度理性化与系统性的战争掠夺是如何实践的。

正是纳粹的这种疯狂与理性的两面性，才使欧洲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毁灭。也正是这样彻底的毁灭才使战后的反思如此深刻。基恩·罗威的两本关于二战的反思与总结《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和《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我读过的同类型作品中的佼佼者。罗威这本书几乎全面地网罗了二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经历战火的亚非欧到间接参与的拉丁美洲，从超级大国到流散的个人。罗威记录了许许多多人的故事，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流畅叙事，为我们带来剥去了神话色彩后“平衡”的真话，以及发人深省的思索。我特别强调“平衡”是因为罗威叙述中无与伦比的对称性。他在解构战胜国的“英雄神话”的同时也不忘重审战败国的“妖魔神话”，在讨论战后的科技乌托邦设想时，也关照了社会治理中的乌托邦实践。最后再将镜头由远及近，从国家组织和超级大国一直到一般的个体，使得战争带来的影响得以层次鲜明的铺陈，其文笔的精巧令人叹服。

然而二战结束后人类构建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努力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下被无情地击垮了，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维度，20世纪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与美国的单极格局。新自由主义如同麦克·布若威的《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

（群学出版社，2005年）

的书名所形容的那样，不断利用人类的贪婪本性“制造甘愿”，并使人异化。这种异化既造成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提出“虚假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如乔治·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提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力而甘愿受到物的奴役，进而成为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贪婪滋养出了最令人炫目的企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大概就是那些所谓“军工复合体”。尼克·图尔斯在《复合体：军事如何入侵我们每日的生活》

（后浪出版集团，2021年）

中指出，这些复合体不仅制造了最具毁灭性的武器，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日用品的供应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渗透才为这些企业带来了“大到不能倒”的超经济影响力，同时这种影响力也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但仅仅是暴力绝无法成就霸权，美国巨大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学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麦克尼尔的《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就以哈钦斯校长治下的芝加哥大学为案例，为我们勾勒出美国大学在二战期间如何从老欧洲手中夺取学术领头羊的地位的过程。对于挑战者而言，了解对手，学习对手的优势并最终超越对手乃是必由之路，美国是这样崛起的，那么后来者也理应如是。

知彼还要知己，超越对手之路上的困难不仅来自对手的打压，也来自于内部的挑战。例如人口问题与城乡问题的讨论，我认为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或者个体经历的层面理解是难以得出答案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陈剑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非常详细而客观地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政策的得失，熊易寒的《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则讨论了现代化运动中的城乡居民的认同是如何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所导致的代际撕裂也是如今普遍存在的问题。刘岩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则从文化角度切入，将赵本山现象与东北不顺利的市场化改革联系在一起。赵本山所塑造的那些“丑角”身上的笑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边缘群体“跟不上时代浪潮”而造成的尴尬。许多人对于这种尴尬感同身受的体悟才使赵本山的小品借春晚这个舞台获得了“共时性”。在诸如《卖拐》这样的小品中，关于市场化的黑幕的揭露以及言语间对过去的社会主义风格的语言的戏仿让人们得以在“消费共有的过去”的同时，也意识到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理性精神和传统农村的朴素正义观之间的某种张力（这在《马大帅》中也有体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能够消费的“共同过去”越来越少，社会的分化也使人们共享的话语日益消失。春晚也因此失去了世纪初的那种影响力。

尽管我们相信新世界终究到来，届时“例外状态”也就自然解除。但这究竟需要多久，哪怕最优秀的学者也难以回答。在这动荡的时代中，或许只有不断地阅读才能抓住维持自身稳定的“知识之锚”。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人已经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或者韦伯的经典作品，但是更多的人还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时间和知识储备去钻研，所以在最后，我想再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作品尚·纽曼·杜康吉的《沙滩上的马克思，生活中的资本论》。

（台湾商务，2020年）

这本书以相当轻松而易懂的语调带领人们走入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没有晦涩的语言，没有冗长的书单，只有咖啡馆漫谈式的娓娓道来。若这本书能够带领人们真正走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而通过阅读原典而真正理解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那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社会，都不会是一件无意义的事。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四、（中国网事·感动2022）既做“实干家”，也当“真学霸”——一位市场监管卫士的17年坚守

新华社武汉天津2月17日电（记者栗雅婷）每天早上4点，天津市北辰区韩家墅农贸批发市场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关睿被闹钟准时唤醒，报送农副产品价格、学习法条文件、梳理工作要点……

1月30日中午，不久前进行完心脏支架手术在家休养的关睿，放心不下所里的工作，打电话叮嘱正在进行疫情防控工作的年轻同事。嘱咐的话说到一半，年仅41岁的关睿突发心脏病，一头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这位扎根基层17年的市场监管卫士，在人生的最后一通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仍旧是“一定要坚守岗位，安心踏实工作”。

关睿电话解答商户疑问。（受访者供图）

人民至上，工作中做“实干家”

“大夫不让我看手机，只能白天关机，晚上偷着看看，回复大伙儿的信息。” 1月1日，关睿进行了心脏支架手术，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劝他安心养病，医生也叮嘱家属要“没收”其手机，然而他还是放心不下工作。

“他非常敬业，极度负责，即使生病了也记挂着工作。”关睿的妻子叶金馥在领取丈夫遗物时，看到手机里满屏的工作信息和数不清的工作群，泪流不止。

关睿工作的韩家墅农贸批发市场是天津重要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2020年以来，驻场市场监管所需每天采集重点商品批发价格报送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关睿承担着报送价格的任务，直至“离开”前的那天。

“报送商品价格是个‘苦差事’，每天需要早起收集数据、核对数据，在早上5点前进行报送，一个人坚持下来不容易。”同事李伟岩说。

关睿的坚守远不止于此。“人民至上”对他来说从不是一句空话，在他眼中，商户不仅是监管对象，也是服务对象。

疫情期间，关睿主动带着打印设备为商户打印“津门战役”二维码，手绘就餐区域“隔座坐”布局图；为方便食品经营者，协调卫生部门进入市场，为经营者集中体检办理健康证；每月固定时间带着清扫工具为商户进行志愿服务……

“他熟悉辖区内的每一个商户，跟谁都能聊上几句；虽然不会开车，但他却是辖区里的‘活地图’，他用双脚在这里走了不知多少遍。”同事范志远说。

精益求精，业务上做“真学霸”

从事市场监管工作17年，关睿多次获得个人嘉奖，参与捣毁多个制假售假窝点，经手的案卷几乎没有错漏，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他对专业的不懈追求，在同事们眼中他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和“细节控”。

关睿穿着朴素，总是随身拎着一个无纺布袋。一开始大家都好奇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后来发现里面全是关睿收集来的废旧打印纸，他在废纸的背面印满了法条和文件，随时随地拿出来学习。

关睿的妻子叶金馥是一名法官，夫妻二人也经常就一些有关市场监管的案例进行探讨。

关睿坚持早起的习惯也让不少同事心生敬佩。叶金馥说，“他的一天开始得格外早，每天4点起床后，他便开始研究文件、法条、政治材料等。他每天都在写工作日志，写过的案卷也非常严谨。”

2021年主持韩家墅农贸批发市场的监管工作以来，为了提高办案质量，关睿曾调出2019年至2021年所有案卷文书，从证据链条严密性、适用法条合理性、法律语言规范性等方面认真校对，甚至连不正确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对存在瑕疵的案卷，他逐一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办案人员完善后重新归档。

“纠错是为了提升办案水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只有每个人的综合能力都提升了，工作才能更顺畅。”关睿的这份认真和好学也感染和带动了身边的同事。

关睿（右二）对辖区内商户进行监管。（受访者供图）

“上班是关所，下班是关哥”

弯弯的月牙眼，微胖的身躯，爽朗的笑声……在家人和同事眼中，工作中一丝不苟的关睿，生活中是个亲切随和、乐于助人的“天津大哥”。

“上班是关所，下班是关哥。”1997年出生的李伟岩把关睿看作是自己的师父，“他手把手教我办案，写材料的时候他会逐字逐句给我指导。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给我鼓励。”

张薇与关睿是十多年的同事，回忆起一起工作的日子，她潸然泪下，“他总是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节假日排班，他永远让我们先选，大家加班累了，他会给我们做饭，无论是谁遇到困难，他总会伸出援手。”

张薇回忆，有同事在经济上遇到困难，他前后周济了数万元；看到同事的手机坏了，他曾自掏腰包为其购买新手机；同事家里夫妻有矛盾，他帮忙调解……

对待生活，关睿总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妻子叶金馥觉得，丈夫的心思非常细腻，“草丛的花开了，树发芽了，他总是能第一时间发现。”

关睿的微信名叫做“行者”，曾经热爱旅游的他想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忙碌，女儿年纪还小，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出去旅游过了……” 叶金馥说。

五、品读｜谢天开：悦读薛涛史话

文/谢天开

2012年，成都市京剧院将《薛涛》改编为《浣花吟》；2014年，《浣花吟》中饰薛涛的主演刘露，一举夺得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2011年，在成都薛涛研究会提供薛涛资料、剧本审核等支持下，北京盛世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望江楼公园演出了音乐剧《薛涛传奇》；

2016年，四川音乐学院林戈尔院长创作了大型原创民族歌剧《薛涛》……先后在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中国9所音乐高校巡回演出。

2017年，歌剧《薛涛》在薛涛纪念地——成都市望江楼公园演出。

2018年，歌剧《薛涛》走出国门，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等世界名校演出；

2020年，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教师魏毅创作微戏剧《芙蓉醉》……

这是汪辉秀女士在《薛涛史话》的“怀念薛涛，传播创造”章节里，对薛涛戏剧形象当代塑造的梳理。该章还梳理了近年来有关薛涛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海外（含日本、韩国、欧美）学者对于中国唐代女诗人薛涛的研究与关注。如此，将《薛涛史话》从唐代一直延及到当代。

从中国女性诗歌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唐诗有薛涛，宋词有李清照。她们分别为唐诗、宋词最杰出的女性诗人与词人。薛涛不仅多才多艺，人格独立，而且历经千百年来的演绎与承袭，这位蜀中才女已生成、积淀为以诗歌、书画、歌舞、酒茶、花竹等构成的“薛涛文化”，从而为世人所爱慕与推崇。这，便是薛涛成为四川乃至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最充足的缘由。

当然，汪辉秀的《薛涛史话》中最寓教于乐、最有功力的部分，还是在于以史为话地叙述这位唐代第一女诗人跌宕起伏、逆境奋起的一生。

薛涛（约770[大历五年]～832年[太和六年]），从出生到过世，基本上渡过了整个中唐；薛涛踪迹的空间为成都府→嘉州→梓州→简州→资州→戎州→茂州→松州→夔州（荆南道），足印几乎遍及西蜀。

“她不是一个寻常女子，她的天才极高，而个性则极强。”此为民国学者傅润华在近代以来第一本研究薛涛的专著《薛涛诗》里，对薛涛的评价。其实，傅氏的《薛涛诗》便是一部普及与研究相结合的史话性读本。汪辉秀的《薛涛史话》，亦承继了这样的史话传统，以史学为文学的基础与逻辑，以文学为史学的推测与想象，可为薛涛文化普及与研究之最新成果。

《薛涛史话》特征之一是，史实与知识的融合。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薛涛及笄。笄，古代男女盘头发或男子别帽子用的簪子。古代女子成年，要行插笄之礼。《礼记·内则》有云：“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及笄，指女子十五岁成年之时。及笄之后，女子就是成年人了，就可以出嫁了。

这是《薛涛史话》中“薛涛及笄 声名远播”的叙述，将古史知识记述得寓教于乐，又将史实与知识融合。

然而，对薛涛及笄的史实，涉及薛涛生卒年考，历来为学界关注。资深薛涛研究专家张蓬舟在《薛涛诗笺·薛涛传略》中有考辨：“贞元元年（七八五），韦皋镇蜀，召令侍酒，因入乐籍，时年十六，逾及笄仅一年。”薛涛研究专家刘天文认为：“即韦皋晋位的贞元十二年，就正是薛涛被召令入幕府侍酒赋诗的‘及笄’之年。”此外，还有彭云生的“薛涛生卒年岁考”、傅璇琮的“薛涛卒年考”、朱德慈的“薛涛生年再考”等，薛涛63岁说、52岁说以及元代明代的75岁说、80岁说等，林林总总、纷纷纭纭，学者们各持一端。

在《薛涛史话》中，汪辉秀是较为倾向刘天文的结论并有所修正，此是她通过专门研究与比对所得出的学术认同，彰显出了学术研究的个性与品质。

《薛涛史话》特征之二是，史事与推测的契合。

薛涛仿朝廷《奉寿乐》，在南诏所进献“夷中歌曲”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出《南诏奉圣乐》。

《薛涛史话》关于“改编《南诏奉圣乐》 功载史册”的故事，显然是在史事的基础上，做出的合理推测与想象。这便是史话的“话”——故事虚构。正是有了这样的合理想象与虚构，让《薛涛史话》在史学性的基础上增添了文学性。

如此细节的演绎，让《薛涛史话》承袭了唐宋笔记小说的风格。

《薛涛史话》特征之三是，普及与学术的结合。

汪辉秀原本所学专业为历史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成都市望江楼公园入职。在职业与家庭外，十数年来一直孜孜矻矻于薛涛学术研究，已发表相关论文十数篇，并亦有专著，可谓成果斐然。现今，她亦担任成都薛涛研究会秘书长。因此，在四川历史文化名人薛涛宣传方面，她亦是将普及与学术相结合，传承与弘扬天府文化，并多有亲力亲为，热忱奉献。

《薛涛史话》可谓以史为话，话中有史，史中有证，证中有辨；又时时辅以插图，左图右史，以图证史；并且“以时为序，以史为据”的叙事结构的经纬，不仅讲述薛涛的生平与诗歌创作，而且还通过薛涛的经历，呈现出中唐时期西蜀内外纷繁的社会政治、地方经济和军事形势，从而在时代、环境的大背景下，以历史为话本，点染出唐代“万里桥边女校书”薛涛的炫目光晕。

《薛涛史话》不止于悦读，更可作为薛涛学术研究入门的基础读本。亦如四川历史文化资深专家祁和晖所评价的：“薛涛研究目前有三种思路：一是学术考辨，二是文艺创作，三是史话型著述。‘史’之‘史迹、史事’，可合理推测；‘话’侧重故事，可以细节上略补创意。《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薛涛史话》似可突破七三开格局。如何将史话写得丰满而不失真，尚待探索，这本《薛涛史话》正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者简介】

谢天开，知名书评者，成都锦城学院教授。

书名：《薛涛史话》

作者：汪辉秀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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