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成人高考政治试题_湖北大学成人高等教育课程考试答案

郭宇昕读嘉靖帝的四季丨流水账背后的明朝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郭宇昕

《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美】窦德士著，谢翼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336页，68.00元

明世宗朱厚熜，系明宪宗朱见深四子兴王朱祐杬之次子，即明孝宗朱佑樘侄、明武宗朱厚照堂弟，正德二年（1507）生于兴王就藩地湖北安陆。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无嗣而崩，朱厚熜依宗法承继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开启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时代。

嘉靖帝及其子隆庆帝、孙万历帝在位时间总和将近百年，却以怠政之名见诸史册，论者以为皇帝怠政于上、百官贪腐于下，致使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在席卷全球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滑入了天崩地坼的“明清鼎革”。又另有史家认为嘉靖帝虽表面不理政事，实际仍“乾纲独揽”，以权术操纵大臣、中官，有效掌控了明朝运转已久的官僚机器，在嘉靖帝祖孙三人的统治下，明朝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以致世风迁移、崇尚奢靡，明末文人一时竟有了“幸生圣明极盛之世”（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的缥缈盛世感。

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有不同。对嘉靖帝及其时代的褒贬对立如此鲜明，昭示着后人，嘉靖一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复杂超过我们想象。而相比以《万历十五年》闻名于世的万历朝，嘉靖朝如同隐入巨烛之下的暗影而不为人所重。国内学者林延清著有《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胡凡著有《嘉靖传》（人民出版社，2004），卜键著有《明世宗传》（人民出版社，2013），均未达到《万历十五年》的传播度。通俗作品方面，最著名莫过于2007年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至今仍被史学爱好者评价为“神剧”，但上映时收视惨淡，至今未见重映。如今，著名元明史学者窦德士所著《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译介出版，或可引起学界与大众的重视。

窦德士与本书

窦德士（John W. Dardess），有时译作“达第斯”，1937年1月17日出生于纽约，1958年毕业于乔治城大学，196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6年至2002年任教于堪萨斯大学，长期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述颇丰，其代表著作包括《明代社会：14-17世纪的江西泰和》（1996）、《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1983）、《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1973），他还参与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元朝后期部分的撰写。2020年3月31日，窦德士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本书英文版Four Seasons: A Ming Emperor and His Grand Secretari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出版于2016年。全书将嘉靖朝四十五年的历史依照时代特征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均有一名代表性的首辅大臣。作者以记载皇帝言行与军国大事的《明实录》及四位首辅的奏议文集为主要史料，依时间顺序铺陈叙述了嘉靖帝与这四位首辅大臣的互动。和前述代表作不同，本书并非研究型著作，而是以叙事为主，作者无意在书中提出重大观点或是构建模型，但穿插其中的议论亦值得读者思考。藉由这种最高层的君臣互动视角，读者可窥见当时明帝国政治的运转，国家治理的过程，以及政治格局的变动，这也是作者将本书比喻为“打入瓦砾、泥土和岩石中钻孔的探测器”的用意。

“四季”的大循环与小循环

将长时段以一年之四季作喻并非窦德士的首创，早在明万历时期，张涛在《歙志·风土论》根据社会风尚的变化，便尝试将明朝此前的历史分为四季，顾炎武将其全文录入《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弘治以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至正德末、嘉靖初，“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

至嘉靖末隆庆间，“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到张涛自己时代，“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

对于以后的历史，张涛自然是不知道的，他也只能说“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这种循环的可能。

卜正民（Timothy Brook）很喜欢这种比喻，认为用“这种周期循环的隐喻”进行叙述可以“捕捉明人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时空的些许感受”，因此他写作《纵乐的困惑》一书时也将明朝分为冬（开始）、春（中期）、夏（结束）三季，而以秋（毁灭）作为结尾。四季，也正是当时人捕捉所在时代“变化脉搏”的感知，用以形容一个无发展的变化循环，恰如其分。

无论四季还是三季，张涛还是卜正民，他们的分期中，嘉靖朝都位于两季更替之间，也正是嘉靖帝的登基拉开了一系列变动的序幕，成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大循环中的一次剧变，而其在位的四十五年亦足以完成一轮春夏秋冬的小循环。

在这四十五年里，实际经历了不止四任首辅，但其中任期最长的四位，也是本书四个部分的主人公，张孚敬（1475 －1539 年，浙江永嘉人）、夏言（1482 －1548 年，江西贵溪人）、严嵩（1480－1567年，江西分宜人）、徐阶（1503－1583 年，南直隶华亭人），恰好代表了嘉靖朝的春、夏、秋、冬，他们共同塑造了嘉靖朝的君臣关系与内阁政治，其影响甚至超过嘉靖朝，远及隆庆、万历。

嘉靖朝首辅表，据孙卫国：《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

皇帝与首辅的政治日常

作为“故事书”，本书始终紧扣“政治”的主题，以四位首辅的成长史为线索，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每个时代首辅的日常工作、与皇帝的互动，以及当时的重大政事。

“四季”正式开始前，是嘉靖帝的登场，也是他与前朝旧臣决断、打造本朝班底的开始，故此不属于嘉靖帝的四季。但此时嘉靖帝的权术已经初露锋芒，张孚敬等后来的主角亦已崭露头角，四季已有萌发之势，帝业亦已成形。从自己的入城仪，到母亲的入城仪，再到尊皇考的问题，嘉靖帝步步紧逼，杨廷和等旧臣则一退再退。即位一个月的时间，嘉靖帝已经理解了“权力”——如何运用个人资源，凌驾于那些比他年长且阅历丰富的男人（以及女人）之上并为所欲为（第8页）。他精准地注意到“礼”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始终将其掌握手中，又通过扶持当时的少数派、也是资历尚浅的张孚敬等人，在人事上亦占据了主动。当“大礼议”以嘉靖帝的胜利宣告结束，产生了“两道余波”，其一是《明伦大典》的修纂，宣告了皇帝对孝道、礼仪的权威；其二则是作者所谓的“猎巫运动”即官员互相检举参劾，本质上是官场上的一次重新洗牌，宣告了皇帝对人事和时局的完全掌控。这两端恰好分别对应了皇帝对道统与治统的垄断，于是，旧官僚黯然退去，嘉靖帝的四季正式到来。

春季的主角之一张孚敬已经在序幕中出场，当他正式步入朝堂、参预机要，嘉靖朝的革新开始了。嘉靖帝雄心勃勃，有心为整个大明重制礼法，即“复古”或“中兴”，礼仪改革也是他革新的重点。张孚敬在“大礼议”时作为嘉靖帝的得力助手，此时便先后以大臣、大学士、首辅的身份参与进来。张孚敬与其他首辅不同之处在于，他出任大学士时，嘉靖帝年仅二十岁，虽然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并树立了绝对权威，但毕竟还是少年，因此张孚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导师、医生、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也参与了嘉靖帝家庭事务，如母子关系、帝后关系、子嗣问题等——当然，皇帝的家庭事务同样也是国事，但毕竟牵涉到皇帝的隐私，是以君臣在此更偏重于私人关系而不在于国政。随着嘉靖帝的成长，对权力的占有欲日益增强，他“带着与生俱来对权力的了解，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狂热的野心”（46页）。他不再依赖张孚敬，与张孚敬分歧愈来愈大。而当大臣与皇帝在战略上发生分歧，基本已经预告了前者的离场。在三次下野后，张孚敬最终于嘉靖十四年（1535）彻底致仕。此时，作为少年皇帝夺权工具的大礼拥护者已经全部离开舞台，这标志着万物初萌的春季已经结束，嘉靖朝即将迎来盛大热烈的夏季。

正如夏之万物实萌发于春，嘉靖朝夏季的主角夏言在入阁前已经历任要职数十年，早在杨廷和时代便已参与政事，在“春季”时更以祭祀天地等礼仪改革深称帝意。作者在对夏季的叙述时，以夏言入阁为节点将其分为前后两段。入阁前的夏言是一位“技术专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涉及了明朝统治的方方面面。夏言的工作不止于嘉靖帝所沉迷的礼仪改造，从兵科给事中的职位开始，他纠劾佞臣、清查冗官、整理庄田，对这些工作绝不敷衍。虽然嘉靖帝当时有意以张孚敬等一派制衡、压倒杨廷和等旧臣，但仍需要杨廷和、夏言等人肃清弊政。嘉靖十年（1531），夏言出任礼部尚书，开始加入到礼仪规划与改革的工作中，作者将这段时期的工作概括为“在愤怒妒忌的同僚不断地攻击下，管理礼仪重建计划，监管外交关系，管理藩国以及官僚录用系统……参与皇帝的家庭事务”（126页）。夏言的内阁生涯则是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作者无奈地说：“明朝中期的官僚生活中，没有人能逃离激烈的人机对抗和地下派系”（121页），夏言也不例外，在作为入阁预备的礼部尚书任上已经备受攻击，入阁后第一段任期即因阁臣不和而去职，第二段任期仍然陷入“最高层的对抗”中。虽然夏言作为“技术专家”治国有术，但作为大明的首辅，更需要的是和嘉靖帝本人的互动能力，而这并不是夏言所长——最终，夏言被牵入曾铣“复套之议”一案，严嵩等趁机发难，“竟坐弃市”。夏季戛然而止，转入肃杀萧条的寒秋。

史书评论夏言之死，有“以骄蹇得上恶”之论，故为严嵩所乘。严嵩在这方面的性格上与夏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后人以严嵩为奸臣，实际也是看到了他逢迎上意、结党营私的一面。是以作者在写作时，也有意将严嵩与夏言进行对比，比如强调他“所拥有的和蔼可亲的外表和灵活的政治手腕，也正是夏言缺乏的”（149页），比如两人在待人接物上“夏咄咄逼人，严较为柔和”（154页），又比如严嵩在接任夏言留下的礼部尚书后，作者以同样的顺序讨论了他任内的工作：“包括外交关系、学校和考试，然后是藩国和其他。”（168页）作者没有纠结于严嵩的贪腐事迹，而是将重点放在严嵩从事的政事及其与皇帝的关系上，指出严嵩“不是理论家、反对者，也不是狂热分子”的中庸、务实一面，当然也没有否认严嵩的野心与欲望。严嵩很明白，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不断取悦嘉靖帝。当严嵩作为首辅登台，嘉靖朝已经过半，皇帝已在位二十七年，经历了春、夏两季，早已不复当初的热情。嘉靖帝在统治前半段，不仅精力充沛地参与礼仪重建，亲力亲为践行各项仪式，还乐此不疲地干预群臣政务，到了后半段，皇帝终于疲乏了，开始沉溺于精神世界的崇道修仙，与群臣的关系越来越依赖于有限的高级官僚沟通。严嵩以道教的青词取悦嘉靖帝，又能为嘉靖帝选拔能员、驾驭群臣，故虽然明知严氏一门贪腐，但深居西苑、追求清静的嘉靖帝却仍需要严嵩为自己遮风挡雨。严嵩擅权近二十年，时“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朝政萧索，国势日颓，大明已是秋风日紧了。

严嵩以逢迎上意巩固权位，以参劾攻讦使夏言倒台从而上位，讽刺的是，在担任首辅的最后岁月，他却因忤逆上意而失宠，又被随之而来的弹劾终致倒台。“嘉靖对严嵩有盲目的情感，严嵩对自己的儿子也有盲目的情感，但是嘉靖和严世蕃之间没有一丝情感，这最终导致了整个机器的崩溃。”（232页）随之上位的徐阶是一位杰出的首辅，在其之前的仕途中长期低头实干，在外省历任亲民之官、备察民情，在中央处理了包括皇子冠礼、方皇后入太庙、外国朝贡、俺答汗入寇等问题，其入阁前的经历丰富程度远超前面的三位首辅，入阁后亦能左右逢源，在严嵩擅权期间洞若观火、隐忍不发，还配合嘉靖帝修道而撰写青词，颇膺帝眷。在内阁低调经历十年后，徐阶以娴熟的政治技巧一击致命，彻底击败把持朝政二十年的严氏父子，时为嘉靖四十一年。今天的我们自然知道嘉靖帝还剩四年寿命，当时的明朝人恐怕也能感到严嵩倒台后的丝丝寒意，嘉靖帝的统治已近暮年。而徐阶顶住了下滑中的明朝国势，让制度恢复活力、重新注入了能量。在嘉靖朝仅剩的时间里，他修正了严嵩身后留下的统治机器，为内阁制定了规范——内阁、连同内阁首辅的权责事务，正是在嘉靖朝历任首辅的实践中逐渐成型。作者对徐阶评价颇高，称其为足智多谋的“党人”，赞许了他拥有丰富的经历，同时能接近嘉靖帝，在政治上能与官僚打交道、并在适当时机出手（272页）。正如隆冬仍然蕴藏着生机，徐阶所在的冬季虽然迎接了嘉靖帝的离世，但同样为未来的隆庆、万历之世开启了革新的希望，如此，似乎新一轮春夏秋冬又将启动。

全书最后，作者列举了晚明与清人对嘉靖帝及其时代的评价，大致是晚明人评价倾向于积极，认为嘉靖帝实现了“中兴大业”，而清人则认为嘉靖帝仅仅是“中材之主”。作者本人的评价兼具两面，一方面肯定了嘉靖帝在政治上对权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则对嘉靖帝的生活与感情表示厌恶。至于四位首辅，作者曾在徐阶登场时给了每个人一句简单的评语，兹录如下：

张孚敬：犀利的意识形态战士；

夏言：杰出的技术专家；

严嵩：操纵以腐败为基础的官僚机器的政客；

徐阶：将个人行为模式（“致良知”心学）引入高层政治领域、与众不同的大学士。

日常背后：礼仪、皇权与明朝政治

与大多数人想象不同，政治的日常、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日常是非常无聊的，英国著名政治喜剧《是，首相》就自嘲过“批评政府的剧是世界上第二无聊的，第一无聊的是赞美政府的剧”。但这种流水账式的政治日常，或许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侯旭东在《什么是日常政治史》里反思了“只是关注制度运行中发生变化的若干时刻”和“构建大事件序列或线索”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日常统治”的概念，即：从事件、事件序列、制度转向关注小事件、事务，关注人与事务的关系，同时亦由关注“变”转向关注“常”，以及“常”中如何产生“变”。前面提到的《万历十五年》，其英文标题“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后半段“不重要的一年”，黄仁宇称“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后人将这不重要的一年置于晚明的政治变动中，却能够发现“风起于青蘋之末”，也正是此意。

我们回过头来，将本书作者记录下嘉靖帝与四位首辅日常往来的政治活动，置入明朝政治的长河中，会发现什么？

本书最大的背景，就是明朝政治的过分成熟。“它是成熟的力量，其机构发达而稳定，政治思想锚定在文明的黄金时代，在地缘政治上的姿态是确定不变的。治理明代中国的庞大官僚机器也是同样成熟的，甚至是过分成熟的。”（vii页）而作为一个过分成熟帝国，在政治中的体现便是对“礼”的重视。明代中国整体太平无事的氛围，使得礼仪的重要性超过了国防和国内安全等其他事务（第8页）。这也是为什么，嘉靖帝从未进入京城，便如此强调以何种礼仪入城，之后更是通过“大礼议”才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本书的四位首辅，全都是通过礼部进入内阁这一权力枢纽——在此之前，入阁的踏脚石是翰林院（152页），同样是涉及“礼”的部门。而四位首辅入阁前后的经历同样可以看出，他们所掌管的事务几乎都是在配合嘉靖帝、对礼仪进行革新或是维系。这些看似日常的例行公事，其实正是当时的特点。这也是《万历十五年》里所说的：“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嘉靖、隆庆、万历，一脉相承。

嘉靖帝

本书叙事的线索是嘉靖帝与四位首辅的互动，在这种政治日常的背后，是嘉靖一朝内阁政治的发展。明代内阁政治基本成型于明初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时期，他们历仕四朝，得到了几任皇帝的信任与重用，“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又以内阁学士兼尚书之尊，时以“天下称三杨，政本在内阁”，“阁权益重”，隐隐有相权之形。（韦庆远：《三杨与儒家政治》）但阁权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不时仍有部权挑战，而且始终受到宦官势力的制约。虽然明人屡以宰相比拟内阁学士，后世首辅张居正也一度被人称为“真宰相”，但内阁从未真正拥有过宰相的名与实。历史学家祝总斌指出，宰相必须同时具备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而即如内阁首辅也从未真正拥有过，内阁的权力始终随着皇帝的倚重与否而涨落。作者在书中写道：“在16世纪嘉靖治下的明朝，多年稳定统治的关键在于皇帝与其首辅之间的个人关系。”（231页）实际上，明朝臣下权力本质始终来源于皇帝，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帝制中国都概莫能外。

我们在本书中看到，张孚敬因得到嘉靖帝的支持而能在同僚孤立的情况下平步青云，夏言因礼仪改革赢得嘉靖帝赏识而入阁、因“复套之议”为嘉靖帝憎恶而丧命，严嵩虽结党、贪腐，屡遭弹劾，却能因嘉靖帝保护而毫发无损，最后倒台也是由于圣眷已衰，徐阶更是在嘉靖帝与严嵩间长袖善舞，在严嵩倒台后赢得了嘉靖帝的信赖，直至嘉靖帝驾崩。在四名内阁首辅的身后，是无处不在的皇权——嘉靖帝。本书对嘉靖帝直接着墨不多，读者或只能在“大礼议”和宫廷事务中看到嘉靖帝的直接表态，但作者在“嘉靖统治的宏大开场”之后、嘉靖帝的四季正式开始之前有这样一段话：

年轻的嘉靖凭着自身品性的力量，充分运用明朝皇位的传统特权，以及仅仅六位关键支持者的帮助，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数以千计难以应对的官僚，再通过他们施加到亿万民众身上。（33页）

这种权力结构与统治模式，注定了每位首辅所执行的必然是皇帝的意志，嘉靖帝始终没有离开本书的叙事，即使已经深居西苑，其皇权的阴影仍在每位首辅的身后，挥之不去。是故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本书未竟之处

本书以皇帝与首辅的君臣关系为观察明朝政治的视角，以此串联其他主题，角度新颖，议论隐于叙事之中，可读性较强。但囿于叙事方式和体裁限制，以及作者对涉及史事的取舍，本书仍有未竟之处。

首先，本书以“皇帝与首辅”为副标题，而不是“嘉靖帝及其时代”，我们固然不能苛求本书对嘉靖一朝的史事面面俱到，但由于嘉靖朝首辅实际权力并非靡所不综，并不能完全覆盖当时的全部大事，当作者将视角局限在皇帝与首辅、特别是四名首辅在任期间的政事时，本书涉及的史事便很有限了。明人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列举嘉靖朝大事凡十九件：

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祔、京营、河道、阉宦、二后丧祔、册立分封、宸章召对、大狱、张延龄狱、甘州兵变、大同兵变、大同再变、辽东兵变、南京兵变、南倭、北虏

以上大事，本书或轻轻带过，或隐匿无闻，这都是由于首辅并未参与或参与有限，自然无法在自己的奏议、文集中留下过多记载。作者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用了相当篇幅介绍每位首辅入阁前的宦迹，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次，本书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名首辅为中心人物，且记叙每位首辅时不拘于其首辅任内之事。由于四位首辅在事迹上有大量重合之处，势必造成“一事而复见数篇 ”——这实际也是传统纪传体史书一弊。为防止重复，作者不得不将一事分系于各人，这造成了原本重要的史事因分列多处而首尾难顾，如“大礼议”和“复套之议”均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其中“大礼议”更被严重弱化。“大礼议”及其余波几乎覆盖整个嘉靖帝统治前期，深刻影响了嘉靖一朝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革新，仅就“首辅”而言，尤淑君在《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中认为“大礼议影响了人际关系、权力结构及政治文化”，嘉靖帝有意赋予首辅大权，以处理君臣冲突，由此才有了“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即阁权加重、首辅次辅分明的体制。作为叙述“皇帝与首辅”的著作，实在不应忽视。

第三，作者为强调明朝对“礼”的重视，所叙首辅工作基本都围绕服务皇帝的礼仪构建，不同首辅的对比也侧重于个人素质和具体庶务，这使得本书并不能完整展现嘉靖朝政治变化的轨迹。古人与当代学者均注意到嘉靖朝在明朝内阁制度发展中的革新一面，明人王世贞特作《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揭示了嘉、隆、万三朝内阁权力的发展，指出内阁权力愈大，始于“嘉靖入绍，尽扫其蠹而新之，归政内阁”，特别是从杨廷和开始，首辅地位突出，后来才有了万历朝张居正专权的可能。田澍在《嘉靖革新研究》中指出，内阁权力扩张固然有嘉靖帝有意授权的原因，但历任首辅的能力及行为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正是在嘉靖朝，首辅杨廷和成功压抑吏部尚书、结束了“阁部相持”的局面，其继任张孚敬“居内阁，则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将百官次序排列成内阁-九卿-监司-守令，以内阁为百僚之首。这些在本书中都没有涉及，于是造成了本书第五章中，徐阶与嘉靖帝讨论内阁性质与作用，嘉靖帝称“此官（首辅）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徐阶强调大学士与吏部尚书均至关重要，这一段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此外，本书虽强调“礼”，但对“礼”本身及其对于皇权的意义讨论得并不够，仅将其作为一个默认的、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识，也无视了对于嘉靖朝从中央祀典到民间祠庙祭祖制度的变革及关联——而这正是第二位首辅夏言在礼仪上的重要政绩，王学的兴起也只在徐阶登场介绍时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虽然可能是作者考虑到预设受众和篇幅原因未能深入，但对比本书对“礼”的一再强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余论

当作者笔下的严冬过去，隆庆、万历相继登基，大明朝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权力首辅时代。到底是四季重演，还是长冬凌冽？历史的亲历者或许最多只能感受到风起于青蘋之末，而他们大多数看到的是万历以后，庙堂之上众正盈朝、万象更新，江湖之远齐家化乡、敬宗收族，各地无不以“诗书传家、簪笏盈庭”为尚，“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官商，横游蓟北”，一派“圣明极盛之世”的气象。因此，在他们看来，嘉靖帝“垂德泽于无穷”，隆庆帝“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万历帝“庙号曰神，殆真如神”，真“圣圣相承”也！

但站在历史末端的我们捧起史书后却能知道，当这个享国日久、过分成熟、崇尚礼乐的庞大帝国重复着日常政治，它的东北部，一个年轻、简陋、尚武的小部落正在悄悄崛起。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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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委巡视组原组长靳祖春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据湖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湖北省委批准，湖北省纪委监委对湖北省委巡视组原组长靳祖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靳祖春丧失理想信念，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组织原则缺失，瞒报多套房产，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搞权色交易；追求低级趣味，经常带彩打麻将，造成不良影响；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其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对差额部分不能说明来源。

靳祖春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靳祖春开除党籍处分；由湖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对其自愿上交财物按程序登记接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总台央视记者 王莉）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原标题：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时代的关键抉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万里长江奔流不息生机盎然，“十年禁渔”让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从北上广深到城镇村寨，蓝天、碧水、绿地刷屏“朋友圈”，持续改善的生态环境令人心旷神怡……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今日中国，正舒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2015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专程来到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详细了解洱海湿地生态保护情况。在碧波荡漾的洱海边，总书记和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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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生态文明建设的情怀。秦岭深处，总书记察看自然生态，叮嘱当地当好秦岭生态卫士；祁连山考察，总书记要求让祁连山绿水青山常在；长江岸边，总书记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内蒙古阿尔山林区、黑龙江黑瞎子岛、广西漓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持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宣示了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

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这次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曾经饱受环境污染、过度开发之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把脉开方，2016年1月5日、2018年4月26日、2020年11月14日，总书记分别在重庆、武汉、南京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推动沿江11省市治理污染、修复生态、协同发力，“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长江水质，越来越好。2020年底，长江干流历史性实现全线Ⅱ类水质。“江豚拜风啦！”江苏省扬州市三江营水域，广陵区农业农村局护鱼员杨怀忠在渔政执法船上兴奋不已，离船几十米远，近10头江豚跃出水面，老杨感慨：“现在终于又能经常看到它们畅游了。”

从部署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解决陕西秦岭北麓违建别墅、破坏生态问题，到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擘画长远，牵挂在心，谆谆叮嘱，持续推进。

绿色发展按下快进键，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创造荒原变林海奇迹的塞罕坝林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浙江安吉，沙丘披绿衣、沙土变良田的库布其沙漠……一个个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生动范例，向全世界展现了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美丽中国。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

“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顺势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取舍，到底要什么？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出发，生态环境非常重要；从改善民生的着力点看，也是这点最重要。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老百姓想法也是一致的，为什么还扭着干？所以，我想，有关方面有必要采取一次有重点、有力度、有成效的环境整治行动，在这方面也要搞顶层设计。”

生态文明顶层设计怎么搞？

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与此同时，土壤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制定施行，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等法律修订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污染防治攻坚战怎么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是‘十三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加强污染物减排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推进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加强区域联防联控，把已经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要加强源头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制度创新，努力从根本上扭转环境质量恶化趋势。”

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越来越大。党的十九大把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曾经，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形势严峻，雾霾时常袭扰。攻坚克难，保卫蓝天！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一微克一微克去“抠”、一天一天去争取，为每一个蓝天付出艰苦努力。去年，北京细颗粒物年均浓度降至38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57.5%；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增至276天，比2013年增加100天。

生态环境保护怎么抓？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如果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最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破坏。”

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着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重大举措陆续出台。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初步划定的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25%；全国森林覆盖率提升到23.04%，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神州大地绿意盎然，活力迸发。

“我国动员各方力量，突出精准、科学、依法、系统治污，集中力量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今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宣布一系列务实、有力举措，彰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一直在积极行动。

——落实公约“爱知目标”进展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昆明大会有力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

中国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认真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目前，中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实现“爱知目标”所确定的17%的要求。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近日在昆明举行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昆明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中国成功举办大会，有力推动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表示。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决打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

今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再度展示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积极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实施。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约48.4%，超额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7.9亿吨。中国正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坚决打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广泛的动员力和有效的行动力，将不断取得新成就，实现‘双碳’目标。”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说。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凝聚全球环境治理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群山环抱，风光旖旎，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区的图尔古孙河上，由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承建的图尔古孙水电站，今年7月份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哈产能合作的第一个落地并投产发电的重点项目，每年能减少约7.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一带一路”是开放发展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中国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合作伙伴涉及40多个国家。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稳步实施，已培训12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环境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治理方面都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新时代新征程，新气象新作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们定将建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刘毅 孙秀艳 寇江泽 姚雪青）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