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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些年，我们还在相信的历史谣言｜专访科普作家波音
湖北成人高考政治模拟试题“专灭文明古国的雅利安人，却败在了商朝一个女人的手下！”
“匈奴人竟是白种人？其实事情并不简单。”
“车轮与古巴比伦文明无关，黄帝发明了车轮。”
“神秘的小脚趾甲，包含了你是不是纯种汉人的信息。”
“消失的殷商大军竟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
你一定曾听闻过类似的历史假说和谣言。无论是在熟人饭局还是网络平台上，这些“震惊体”和历史阴谋论总能吸引许多人的眼球。那些从天涯BBS时代就频繁流传的“老谣”，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被无限放大，越传越神。
由于上古史相对缺乏史料，这给了不少“历史发明家”以想象空间，即使上古史留存下来的文字史料，其自身的可信度也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加上考古学前沿与大众的断裂较为严重，在祖先崇拜、民族情绪、流量经济的催生下，这些历史谣言层出不穷，颇有市场。有些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属于架空历史小说的范畴，有些谣言却有所根据——其根据或许断章取义自一些考古发现，或许来自早已被学界淘汰的陈旧观点或不实证据。
“颠覆性创新”往往来自行业之外。随着近些年来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基因检测等技术成为了研究上古史的重要工具。在下文的对话中，我们采访了历史科普作家波音，请他谈谈这些新兴技术在跨行渗透进历史学后，如何颠覆不少传统的史学观点，并让许多“老谣”不攻自破。
曾任《世界遗产》杂志主编的波音，上学时学的就是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他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时期，正好是分子生物学渗透进考古学的时期，那时学界出现了很多现代智人起源的新观点。在中国，有许多学者利用基因、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去研究历史遗迹、人和动物的骨骼、牙齿或残留物等，并在这几十年间取得了众多的科研成果。一方面，许多学术成果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另一方面，这些成果却少有进入大众的认知世界。波音认为，我们需要对材料进行一定的梳理，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去审视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了什么样的迁徙过程，又去向了何方。因此，他写了《无字史记》去探讨基因中隐藏的祖先秘史。
波音，科普作家，曾任《世界遗产》杂志主编。
波音希望能把学术理论通俗地讲给读者们听。在他的上一本书《草与禾》中，他尝试以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区域文明视角来解释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在《无字史记》中，他希望通过基因寻找我们祖先在具体的、不同的时空中迁徙，因为这些迁徙是有层序的。了解了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们能往哪里去。在族群间关系并不太和谐的世界上，理解族群是如何发生冲突、融合和互动的历史，对我们今天如何去建构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有更加良好的秩序、让族群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无字史记》，波音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版。
谣言一：周口店北京人是我们的直接祖先吗？
新京报：你在书里一开篇就进行了一次“辟谣”，我们都很熟悉的北京人和元谋人，其实他们并不是中国人的直接祖先。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现代人都是14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祖先的后代。不过，像周口店北京人是我们的直接祖先这种说法在网上依然还是很有市场。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波音：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的，过去的一些理论在新的证据和新的研究手段下，可能会被证明不完善、不准确甚至不正确的。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元谋人和北京人都属于古人类演化的直立人阶段。直立人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直接祖先。
实际上，在基因手段研究古人类之前，周口店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这是当时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新的证据和研究手段出来后，过去的观点就被否定了。不过，公众并不一定会立刻接受新鲜的理论和观点，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信息渠道原因，他们对问题的理解程度原因，还有一方面可能与他们的情感是否愿意接受有关。
新京报：你曾在《草与禾》中写道，商人都没听说过夏朝。大家也都知道，有关夏朝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二里头是夏都，也有人认为它是商都，也有人认为都不是。你是如何看待夏朝的争议的？
波音：我尊重学者们对夏朝有无的各种学术观点。我个人目前的观点是，现在说夏朝存在，尚无有说服力的证据，我认为这是科学的态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可以猜测，但要有根据地猜测，不能因为古书上记载了一些事，我们就认为那是真的。
假如我们发现某些材质上的文字明确记载了夏朝，那我们就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但商朝的甲骨文也没有记载过夏朝，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者，夏朝有独特的青铜冶炼技术，广泛分布在面积非常大的区域里，这也能让人感觉它是一个有很强组织能力的政权，其覆盖的范围很大，能称上是一个王朝。但很遗憾，那个时期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政权。
二里头文化从时间上跨越了夏时期和商时期，我们同样没有坚实的证据来证明它是夏都或是商都，所以我不想对此表态。我想补充的是，最近去世的北大王迅教授曾经指出，商朝与东夷关系密切，而二里头与淮夷关系密切。这样的关系让我猜测，二里头应该不属于商朝的势力。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骨猴，图片来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谣言二：“雅利安人”曾进入过中国？
新京报：你对西域族群的多米诺骨牌的描绘很有意思，力量从卡拉克苏文化、传到阿尔泰部落、传到古羌人再到周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卡拉克苏文化的强盛间接导致了出身于戎狄的周人东进成功。你也用多米诺骨牌来解构了所谓的雅利安人大扩张之说。坊间一直对雅利安人到底有无进入过中国有争论，有人甚至觉得雅利安人入侵过商朝，妇好还击退了雅利安人。你觉得该如何看待所谓的雅利安人大扩展对中国影响的问题？
波音：雅利安人是一个早期学术概念。如今，学术界已经不认为真的存在一个被称为“雅利安人”的民族，这个民族还到处南征北战——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印象。在距今4000到3000年前，由于草原带发明了马拉战车和先进的青铜武器，军事力量增强，整个欧亚大陆上很多游牧族群向四周特别是农耕族群的区域发动了长期的扩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种扩张给整个欧亚大陆带来了动荡。当时中国的商朝，必然也会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遥远的草原民族横跨大半个大陆来攻击商朝。至于所谓的雅利安人入侵商朝，基本上属于野史范围。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书中所谈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是一段段传导的，一个族群压迫了另一个族群的生存空间，另一个族群就往另一个方向去扩展自己的空间，影响是从一个族群传导向另一个族群，再向另外一个族群的。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图片来自Hutchinson’s History of the Nations插图。
新京报：我发现你在书里比较少用雅利安人、白种人、蒙古人种这样的词汇，这是为什么呢？
波音：我对这些词汇的使用是很慎重的。这些词汇是历史上形成的概念。在这些概念形成的时候，背后存在着某种种族歧视的色彩。比如，德国的纳粹认为他们是雅利安人的后代，雅利安人是高贵的。
如今，我们写学术书籍的时候，要尽量少用或慎用这样的词汇。这种词汇很容易把人误导到种族歧视的观点上去。
新京报：网上还有人讨论，当时的匈奴人群中有没有白种人？你觉得白种人这样的概念也不能够成立吗？
波音：对，所谓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和棕色人种，这些概念是在近现代才出现的，是基于人们肤色而进行划分的。用肤色划分族群不是一个很科学的分类方法。假如我们把在武汉出生的双胞胎，一个放到黑龙江养，一个放到海南养，等他们长大后，海南长大的孩子的肤色大概率比黑龙江的深。
至于匈奴族群的构成如何，学术界仍在讨论。我们大概能够知道，匈奴不是一个单一族群的政权，它其实是一个草原帝国。匈奴帝国里融合了许多族群。匈奴帝国里可能包含有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族群，也可能包含一部分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的族群。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了基因的三种扩展模式，你还提到了文化基因的扩展。你在书里还说，应该把少数民族视作文化族群而非基因族群。对比生物基因来说，文化基因的影响是否会更大？对于历史变迁来说，文化基因是否才是影响更大的因素？
波音：我在《无字史记》中谈到了基因的三种扩展模式，即填空模式、群体替代模式、上层更换模式。这三种模式是递进关系。当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人类面临着大量的空地，这时人类的基因扩展是填空模式。当整块大陆里都有一些人居住的时候，这时可能会出现群体替代模式。在农业出现后，农耕人口的基数非常大，可能会百倍于狩猎的人群，当农耕人口渗透到当时游牧狩猎的区域时，基因扩展就可能出现整体性的替代。当不同族群的人口差别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基因的扩展呈现上层更换模式。比如，在草原上，突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在回鹘人兴起之后，回鹘人占领了突厥人的地盘。其实底层的很多族群依然在草原生活，只是上面更换了统治者。
在上层更换模式中，生物基因的更换可能是很少的，甚至可能没有什么更换，因为他们上层之间的基因也可能会比较类似。这时，群体中文化基因的更换会变得更为重要。我们能看到，回鹘人兴起之后，他们的文化跟突厥人是不一样的。至于生物基因对于历史变迁影响大，还是文化基因影响大的问题，我觉得要看时期。在现代智人扩张的早期，往往是填空模式和群体替代模式，这个时期文化基因的影响很弱。到了上层更换模式的时期，文化基因的影响力就更大一些了。
《雅利安人的迷思》（The Aryan Myth），Léon Poliakov著。
谣言三：世界上存在着纯种的族群？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道，所有的古代人群均能在现代汉族中找到共享基因型的个体，说明他们中有部分人加入了汉人形成的洪流。汉人的前身华夏族也是融入中原地区和周边很多族群的融合而出现的。中原是当时亚洲东部种族熔炉，华夏族是中原古代人群克里奥尔化的产物，原始汉语也是一种克里奥尔语。你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克里奥尔化现象？
波音：这是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找到了十几个古代族群的人骨，在地理分布上，它们都相去甚远，比如中国南部、西部、北方和中原等地方的人骨。经过研究后发现，他们的基因在现代汉族人群里都是可以找到的。这个研究成果也跟我们的认识相符，即，汉族不是什么单一民族，靠自己独立繁衍出十多亿人口。从古到今，族群间都在不断融合，融合时会出现基因的融合、语言的融合和文化的融合。
通俗地说，克里奥尔化就是融合，族群的融合，语言的融合，文化的融合等。不论是在《草与禾》中，还是《无字史记》中，我都很关注这些融合的问题。融合的问题，不仅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课题。
《草与禾》，波音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
新京报：所以，理论上不存在所谓的纯种汉族这种说法？
波音：对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纯种的族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家族之间互相通婚来维持血统是不可行的，因为同族人之间通婚，缺陷基因就会在你这个族群里不断扩展，很快整个族群会生出很多畸形儿，这是生物学的规律。
新京报：你提到了通过研究客家人群体的基因研究，发现不仅是客家人，许多南方的汉族群体的男性主体上是北方汉族男性祖先南迁形成，而来自南方其他族群的女性基因比继承自北方汉族女性的基因更多一些。但是，在文化基因的传承里，仍以汉族文化为主，这说明男性所携带的文化是强势的。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在通婚融合的过程中，百越的女性也会对汉人文化作出影响吗？
波音：从基因上看，客家人确实有“北父南母”的现象。当时的汉人族群由于战乱等原因，南迁的主体主要以男性为主。在古代，族群也好，宗族也好，男性充当了其文化传统的强力捍卫者，他们往往强力地守护自己的文化，也会抵御外界的文化。在他们南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后，他们要维持族群的凝聚力，就要坚持他们的文化传统。
百越的女性当然也融入了客家群体里。女性当然也会传播本族群的文化传统，但往往是以日常较为温和的方式传播。我相信百越的女性也为族群贡献了一些文化，这需要文化学者去仔细甄别。但是，甄别是很难的，因为史书上不会写哪些文化是百越女性所带来的。我们可能已经很难分清客家人的许多文化中，哪些文化来自南方当地，哪些文化来自古代中原。
新京报：所以，南方汉人的方言是不是也有克里奥尔化的现象？
波音：肯定会有的。百越女性进入到这个族群之后，她们也会将自己独特的语言带进生活里，他们的孩子可能也会吸收一些百越的语言。这期间就会出现克里奥尔化现象。当然，我们经常说，客家话可能更像古代汉语的发音，它的确可能更多保留了古代汉语的一些音韵，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古代南方族群的语言。
新京报：南方的汉人好像会更讲究自己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历史，会特别强调自己继承自中原的正统性。比如，网上很多人会说，粤语更像古代汉语之类的话。
波音：对的，中国很重要的文化传统就是祖先崇拜。刚刚说到，客家人会捍卫自己的传统。因为到南方之后，他们要打拼，要凝聚整个族群，因此大家都会坚持说自己的根是在中原的。对祖先的崇拜能够提高族群的凝聚力和生存能力。
《玉牌饰》。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院。
除了“丝绸之路”，
我们也要重视“草原之路”
新京报：我们经常会提到“丝绸之路”，你在书里却强调“草原之路”。你认为草原之路是东亚文明的传输宽带，许多新技术、人群都从这条道路传输过来的。请问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吗？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草原之路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波音：草原之路走欧亚草原带，更加靠北方，从东西方交往来说，历史更加悠久；丝绸之路走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北麓，更加靠南方，从交往时间看，历史较为晚近。实际上，相比于草原之路，丝绸之路的路线更加艰苦一些。但是草原之路经常由于政权对立的缘故，不能被华夏文明的人所使用，比如汉匈大战的时期，草原之路中断，丝绸之路兴起。
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有时候是此消彼长的，比如草原政权与华夏政权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的时候，丝绸之路就兴起了。在和平时期，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条有利的路，有人走草原之路。有人走丝绸之路，有人走一段草原之路再选择一段丝绸之路，都是有可能的。
草原之路的地位十分重要，我在《无字史记》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证，包括青铜技术、铁器技术、战车技术都是从草原之路传输过来的，我甚至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技术的输入，才让中华大地迈入了文明古国的阶段。很多动植物的品种也是从草原之路输入的，比如十分重要的马和小麦，以及羊和大麦，等等。在史前时代的发展来说，草原之路是更重要的。
新京报：你认为，“中华文明西来说”和“中华文明本土说”这两种观点都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没看到硬币的另一面。那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客观看待外来因素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波音：这个争论由来已久。民国时期，西方考古学家进入中国，做出了一些考古发现，这让中国人开始思考，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如何演变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交织在一起，那时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很多学者都在思考我们该如何救亡图存。所以，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人说，我们的文明是西来的，若我们现在去吸收西方文明的好东西，我们就能拯救自己；还有人说，我们本土的文明才是最根本的，我们要坚持我们本土文明，这样才会有生存空间。
一方面，西来说和本土说是学术上的争论；另一方面，这种争论承载了当时很多人的政治情感。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西方的确向东方传输了很多东西，东方也向西方传输了很多东西。西方向东方输入了小麦和大麦，而东方向西方输出了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西方驯化了马牛羊，东方驯化了猪狗。文明、文化的输出是相互的，这就是我在书中强调的观点，我们不要只站在一个角度来看文明交流，而要看到硬币的两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华文明是西来或本土的，客观上来说，中华文明是有交融的，它既有西来的成分，也有本土的成分。
匈奴单于，《汉武大帝》剧照。
拥抱我们的文化基因，
让族群平等成为共识
新京报：中国人是很注重祖先崇拜的。你觉得人类基因研究的发展，对中国人的祖先认识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基因如何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祖先？
波音：这几十年来对基因的研究，已经改变了我们过去的很多看法。我在本书的后记“走出孤岛，四海一家”部分总结了从基因看待祖先的几个结论，比如，我们不是东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都是交融的产物。基因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来自于非洲。我们的祖先的确很伟大，他们驯化了许多动物，发明了很多技术，但我们的祖先吸收了外界大量的技术和物产，才创造出了中华文明。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再比如，基因属于生命科学，祖先属于文化情感，在认识祖先与自我的路途上，理智与情感都是需要的。科学是理性、理智的，不论人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罢，科学用证据说话，揭示出祖先的秘史。没有基因等学科成果的支撑，我们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搞不清楚。
但同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尊敬祖先的人群，这既是古人面对危险重重的外界提高族群凝聚力的有效方式，也是给身处凡世间的自我一个确定性的“锚”，能够让渺小的个体知晓自己在历史时空长河中所处的位置，获得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面对祖先，我们接受基因证据，我们也珍视精神传统。
新京报：假如科学和情感发生了冲突，我们该服从理智还是情感？
波音：作为一个学者，我会选择首先尊重科学，而不是情感。同时，我也能理解，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权。只要不去强迫他人意愿，他们坚守自己情感的行为，也是值得尊重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了，我们要警惕以基因之名打造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的论调，包括对纯正血统的迷信，他们以吸收外来基因和文化元素为耻辱。从上万年人类迁徙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塔岛悲剧给了我们当代人什么样的启示？
波音：塔岛技术悲剧是说，一个族群陷入了孤境，由于人口基数小，其技术水平会不进反退，导致群体的生活质量下降，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若你的族群只剩几十人，就很难去维持其技术水平，更不用说技术创新了，这样的族群的技术水平只会不断退步，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
塔岛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有些很严重，有些不严重。塔斯马尼亚岛，复活节岛，甚至日本列岛都曾存在这样的情况。早期日本列岛迁入了一批人，被称为绳纹人，他们长期与世隔绝，很艰难地在岛上生存。后来，弥生人登陆日本，将新物种、新技术带到了日本，日本列岛上的人群才没有继续退步下去。在直立人时代的东亚区域，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东亚是非常与世隔绝的。在东亚区域，古人类的迁徙阻碍重重。我在书里描述，当时在中华大地的直立人生存非常艰难，因为他们没法跟外界进行技术交流。慢慢地，他们的技术也会出现倒退。
今天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群体灭绝的可能性很小，整个地球的交流十分畅通，各地的人们很难陷入塔岛技术悲剧中。但是，我们需要警惕人群由于文化、政治或宗教的原因产生的自我封闭，人为地制造“孤岛”。一旦拒绝外界交流，每一个人就变成了孤岛，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会变成孤岛。若一个国家成为了孤岛，不再和外界交流，它自然就会退步，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要警惕族群、政权的自我封闭。
几万年来，人类通过生物基因的突变和扩张、文化基因的创造和交融，最终摆脱了个人的孤岛、族群的孤岛，避免了塔岛技术悲剧。今天，我们需要拥抱那些让各个族群能够平等地走到一起的文化基因，抵制那些分裂各个族群，在各个族群间制造歧视链的劣质文化基因。
正如在当前的大疫情期间，更加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和团体的通力合作，四海一家，共克时艰。优秀的文化基因将让我们所有人受益。
采写 | 徐悦东
编辑 |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对 | 王心
二、2011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模拟试题，高数二试题
2020年成人高考政治试卷题及答案解析答：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推荐 2010年最新版全国各类成人高考复习考试辅导教材 专科起点升本科 政治 第7版 冯卓然 王树荫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次：2000年9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7版 印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560千字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推荐 2010...
三、09年全国成人高考专升本模拟试题
湖北成人高考政治模拟试题答：09年全国成人高考专升本模拟试题发现一个也2009年全国成人高考专升本考试政治冲刺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01四、工作坊︱明清西南政治地理研究
2020年成人高考政治试卷题及答案解析宗晓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西南边疆史地与民族史地的研究，一直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其他相关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依赖于方国瑜等先生精深开拓和多代学人不断努力，更是与历史上西南之于中国、边疆民族之于王朝的意义紧密相关。较长时期以来，与北方、西北等边疆区域在对“内亚史”“腹地边疆”等前沿学说及概念上的热烈争鸣与相应学术创见相比，西南边疆和民族在历史上的复杂性、学术理解等，虽有不俗的研究成绩，但理论、学说总结有限和讨论不足。
为进一步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深刻挖掘西南历史演绎内涵，融合创新拓展前沿性学术问题，2021年11月1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主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西南地区土司地理考释及地图编绘”（19AZS017）、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组承办的“明清西南政治地理研究”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吉首大学、遵义师范学院、日本明治大学、学习院大学、帝京大学和韩国明知大学等科研院校的国内外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工作坊开幕式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虹教授致开幕词。她指出，西南史地及西南边疆民族史地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科研主攻的重要方向之一，不仅有着较为强大的科研人员和团队，还与西南地区多所高校研究力量有着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历史环境变迁、疆域政区变化、经济社会史领域和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产出重要成果。近年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伟兵教授领衔的西南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团队，在土司历史地理、边疆史地与边界研究等领域的资料挖掘、数据建设、科研立项、成果发表乃至资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成绩喜人，本次工作坊的召开正是对这些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相信通过项目团队和国内外学者高水平的交流，也将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学术增长的重要组成。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虹教授致词
杨伟兵教授进行了以“中国土司历史地理与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为题的主旨报告。他首先指出，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在面对边疆这一空间单元时，需要关注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不能无视边疆的空间结构，特别是明清大一统格局下的政治区域结构；不能轻视边疆的地缘结构，即存在着的具有空间“双重性”上“过渡地带”类型；二是需要理解西南边疆在自然和人文上的特质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改变了自己和如何适应或改变了周边乃至中国；第三则是以西南的意义，需要审视一些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理念和路数，如政区泛化的倾向和圈层理论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政治地理”。他进而指出，希望以兼具以上讨论价值的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为突破口，促进对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而后，在系统梳理和回顾土司研究学术史基础上，杨伟兵认为需要依靠一手档案资料，从更好资料体系、更好的方法手段和更为全面视域的疆土、人口管理等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在民族地区的展开来作新的讨论，对历史时期土司层级、幅员、边界、治所驻地等作更为全面和精准考证。他还介绍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团队近年来从事的“世袭职授查其沿革，政体建制考其地理，纵横经纬结合”工作情况。
复旦大学杨伟兵教授作主旨报告
复旦大学段伟教授
工作坊分四场展开具体的研讨与交流。
第一场由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罗康隆教授以《文化包容与互鉴：湘西边墙荷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为题进行报告发言，介绍了明清时期湘西地区的边墙修筑，认为其可视为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政策的载体，通过国家的“修政”“修教”“修律”“修业”“修心”“修睦”等政策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实施，重构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使得湘西边地的苗族从“生”到“熟”，从而使得苗族由“熟”而“国家化”。罗康隆分析指出，这种以政教优先、军事为辅、苗例变通、修业修心修睦并进的明智策略，不仅体现了中央王朝治理民族地区的政治智慧，而且也展现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文化制衡格局。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线上报告
作为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的倡导者和最早开展相应实证研究学者之一的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强教授，在其《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形成及领地纠纷的调节》报告中将西南土司作为一种地理实体展开讨论，认为土司政区的形成大概可以归之为世袭领地、流官转为世袭与战争扩张三种类型：一是由土著部落世代居住繁衍而在宋元时代受到中央王朝册封形成的土司区域，如容美土司、唐崖土司等；二是因战乱或中央平叛、朝廷赐封形成的土司地理空间辖区；第三类则是因王朝边地发生叛乱、入侵，受命率兵前往镇压，后因中原战乱，王朝中央式微或灭亡，守备长官遂保境割据，世袭为王，在元明时转化为土司的辖区，如播州杨氏土司。
西南大学马强教授线上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吕文利研究员的报告题为《行政区划调整与边疆治理效能研究：以广西钦廉地区1000年、650年、50年的变迁为观察视角”》。他指出，宋代以降，围绕钦廉地区的归属问题，历代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同而有所调整。宋朝广南西路成为独立的高层政区，其背景是交趾的独立，钦廉地区作为边防前沿而受到重视；明代将钦廉地区划归为广东行省，促成此项调整的主导原因便是明初与安南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宗藩关系，“防边”思维压倒了“边防”思维；新中国钦廉地区划归广西，则是国家效能最大化的体现。通过由1000年、650年、50年三个视角考察钦廉地区的归属问题及治理效能，表明了行政区划的调整是为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之一，和长期治理趋势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吕文利研究员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徐建平教授对复旦史地所收藏的西南地区明清舆图、民国实测地形图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表示为了更好的为学界服务，史地所拟将所藏地图进行整理，逐步上载至古旧地图数据库，并根据版权及地图管理条例，将部分地图上载至复旦大学历史空间综合分析实验室新建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以供学者使用。
复旦大学徐建平教授
日本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武内房司教授基于西南地区商业化发展与人口迁徙活动，以《18-19世纪在西南商业化、移民浪潮下的滇南傣系土司社会》为题，讨论了滇南非汉族社会，特别是土司社会的变化，分类概括了18-19世纪的长期性商业化趋势中本地非汉族社会为应对和适应政治、社会与经济变化，学会与掌握的一系列举措，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应-生存策略”的行动模型。
学习院大学武内房司教授线上报告
第二场围绕着国界、政区边界及治所考订的讨论展开。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陈维新研究员的报告为《光绪时期中法滇越边界交涉：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舆图为例》，他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周德润等人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以及相关档案为资料，详细复原晚清清廷与法国对滇越段边界交涉情形。陈维新指出，光绪时期清廷与法国对滇越段边界的交涉谈判本主张以大赌咒河为界，但由从谈判定界到到会立界碑阶段，中间波折横生，层次复杂，经过无数次的交涉与谈判，最后形成的边界线已非清朝政府所希望的以大赌咒河为界，而是一条双方妥协后的边界线，并非以自然屏障为国界，致使以后保持边境稳定极为不易，认为光绪时期的滇越边界谈判失算之处极多。
台北故宫博物院陈维新研究员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霍仁龙副研究员进行了题为《考察、殖民话语建构与中印边界演变——近代英帝国对中国察隅地区的蚕食研究》的报告，以结合境内外各类地图文献分析的知识考古研究手法来考量近代英帝国对中国西藏察隅地区的蚕食行动。他指出，英帝国于1824-1914年间以山地米什米人的历史归属问题及米什米人与藏族的分界线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和地图测绘，通过四个阶段，最终于1914年形成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察隅地区的走向，对此后的中印边界争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逐步建构了有利于其侵略扩张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体系。霍仁龙指出，在利用英帝国相关文献和地图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时，要避免陷入其所建构的殖民话语体系当中，才能建构中国自己的中印边界学术话语体系。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黄学超讲师以新近开展的研究《水经注》所见西南地区政区边界与治所为讨论对象，认为《水经》和郦道元注可体现两层政区边界和治所的信息，通过文本解读可以较明确地了解这两层资料所反映出的政区边界和治所信息。在政区边界层面，可以尝试构拟出一套可能的方案，并以此方案对可以见及的若干郡县边界进行复原；在政区治所层面，可以结合经注，以梳理清楚的水道信息为依托，对政区治所有新的认识。
韩国明知大学史学科郑哲雄教授的报告题为《明代湘西北地域的卫所和隘官》，认为明朝在湘西北一带设立卫所后，便积极将该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土著势力存在的“隘官”编入其中，通过授予诰命和朝贡体系来谋求地区稳定，使“隘官”从单纯的土著势力转变为受王朝认可的世袭势力。他指出“隘官”是兼具土司、土官、卫所军官三个要素的地域社会的有力阶层，具有一定复合性质，是为明代常规的土司制度之外的存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知大学郑哲雄教授线上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段伟教授的研究对南宋以来湖北秭归的七次移治进行了系统性整理，认为秭归治所变动较多，主要受外在因素影响，秭归镇之所以能够长期作为治所实在是因县域内并无其他特别适合设治的地区。他指出，白沙在历史上作为秭归治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因为三峡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现代科技的加持，最终成为今天秭归县的治所，也更能促进秭归的发展。
土司历史地理考订与研究是本次工作坊的重要议题，第三场报告便以此为主题展开。上海大学文学院郭红副教授《清代广西土巡检司的政区等级探析》的报告以政区层级为对象，考证了清人对广西部分土巡检司政区认知的源头与变化，指出了清人对广西土巡检司的认知经历了从土属政区到县级政区两个阶段。至清末民国初，广西土巡检司改土归流过程中普遍废土官改设弹压，后又改置县，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将其作为县级政区的意识。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郑维宽教授进行了题为《明清时期广西思恩府所属土巡检司的辖域与迁移考析》的报告。郑维宽对明朝在思恩府境内所设九土巡检司辖域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部分土巡检司管辖地域分散、治所远距离迁徙等情形的考证和推论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做了举证分析。
广西民族大学郑维宽教授线上报告
上海复旦实验中学的杨思华老师通过对乾隆《茂州志》、道光《茂州志》及光绪《茂州乡土志》中有关土司信息的挖掘与整理，获取了清代茂州境内土司所管辖具体聚落的详细清单。在对聚落考证的基础上，参考地形、河流等因素，并结合周边土司所形成的相对位置关系，尝试重新定位清代茂州属大姓黑水土百户与小姓黑水土百户的地理位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董嘉瑜博士后也聚焦川西北地区，他的《府界变迁视域下清代川西北黑水河流域族群治理研究》报告以政治地理的视角，思考明清两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的不同及其影响。认为明代主要借助军事弹压来维系帝国在边疆区域的军政关系和民族关系，清代则借由军事征讨、改土归流、分隶管辖的方式，主动对黑水河流域的族群展开积极治理，并以“厅”制这种新的政区模式在边疆地区进行推广，基本有效实现了对此流域的管控与治理。而黑水河流域族群内部的分化整合，则从另外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现了族群本身对王朝势力的适应。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宗晓垠通过文献考订与实地勘察相结合，梳理了明清时期大理府十二关长官司的两次移治，指出了十二关长官司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便是其在白盐井西行运销驿路中的守御作用。而长官司辖境北部铁锁箐、赤石崖势力的消亡，为长官司控御地方和守护盐路释放出了足够的弹性空间，客观上促成了长官司向西移治至米甸坝区的行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李昕通过考察成化年间播州宣慰司的嫡庶之争与安宁宣抚司的设置，揭示了明朝前期播州宣慰司管辖众长官司的生存状况及反抗伏笔，以此进一步说明了其历史特殊性及改流必然性。
第四场报告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与文化。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土司研究院）院长陈季君教授首先带来题为《女性地理学视域下的西南女土司与多元化女性形象》的报告。她以女性地理学为视角，探究了明清时期西南女土司空间分布及其环境发生机理。陈季君认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独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和文化景观，女土司的出现及其主体性的建构，除受土司承袭制度的影响外，地理因素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明清时期很多民族尚存母系氏族的残余，性别化的空间分割不分明，使得该地区女性地位较高，从而为众多女土司提供了主体性的空间。她指出，女土司的角色和地位是一个不断变动、复杂的综合体，只有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通过性别地理学空间分析观念与模型，方能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遵义师范学院陈季君教授
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专任讲师西川和孝的《明清时期云南汉字的读写能力问题初探：以红河等边疆地区为例》报告以红河江外地区为个案，讨论了明清时期汉字读写能力在云南的传播，认为在政府层面，具有读写能力的“字识”能够在土司和清朝政府之间进行沟通；在个人层面，随着土著居民和汉人之间土地交易的增加，也产生了汉字土地契约文书。但由于汉人移民的汉字读写能力相对较高，往往使得土著居民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随着汉字实用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土著居民开始积极学习汉字读写。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灵坪副教授的报告以《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地区赋税征收的圈层结构初探》为题，以编户、编丁为标准对明代云南土司的编里、赋税情况进行分类讨论，指出改土归流后被革职或降职的内地和腹地区域的土司，仍然在州县体系下承担着催证赋税钱粮的职能。明代云南“内地”区域编户纳税的土司，其施政模式与流官差别不大，土官辖区己成为州县以下的区划；其外层“腹地”区域的土官在改土归流后，也有逐步向州县下辖的基层区划转变的趋势，故而土司的编户赋税状况亦呈现圈层式特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沈卡祥《社会传统与国家治策：明清时期傣泰土司陪嫁地研究》的报告介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土司因联姻互赠所产生的陪嫁地。在时空分布上，沈卡祥介绍了土司陪嫁地的诸多特征：陪嫁地通常位于相邻土司交界地带；陪嫁事例逐渐减少，最终消失于晚清；陪嫁地面积大小差异较大，总体上有缩小之趋势。研究认为，土司陪嫁地的盛行与王朝羁縻治策下社会传统的持续运行有关，其产生对相关各级政区幅员、界线和西南边疆国界的划勘、形成有重要影响，并对地方治理有所窒碍。随着中央权力持续下沉，及清王朝从“传统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转变，土司陪嫁地逐渐走向终结。因此，对土司陪嫁地演变的考察，可以揭示联姻陪嫁社会传统演变的历史脉络。
日本帝京大学短期大学的准教授野本敬带来了题为《作为文化资源的家谱：重建“汉化”彝族的历史记忆》的报告，以彝族家谱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彝族土司即便存在认同和源流已经模糊的情况，但仍会调动所有与自己有关的现有文化、知识资源——包括本地地方文献，同时搜集片段的口碑、记忆，以将同一家族中疏远的分支重新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野本敬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时期彝族家谱的编纂，均是为了重建过去的“实用”情节以适应当代的需要，试图在官方框架所提供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的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瑞贤的报告主要介绍了韩国学界对中国土司的研究，同时对该领域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郑哲雄教授所著《明清时代湖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与国家权力（1368-1735）》一书的内容和特点展开了汇报。李瑞贤认为该著主要特点在于：强调了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岳地区资源的重要性；与一般著作提出认为土司制度为间接统治的放任性质相反，该书综合分析了为里甲制和卫所制度在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并行的朝廷尝试及其结果；认为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湖广地区土司以外的其他地方势力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多层社会变化，是为清朝能够更自然地进行改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李瑞贤也就书中内容提出了部分批判性的意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次学术工作坊召集人杨伟兵教授作了总结。杨伟兵指出，本次学术研讨具有广泛性、前沿性和跨学科的特点，展示和讨论的议题已涉及历史地理学、边疆民族史、区域社会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等领域。工作坊的主题虽是历史政治地理，但各与会学者报告议题的丰富性和观点的差异性，足以反映与会学者当下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为拓深西南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丰富营养。其次，工作坊的讨论较多关注和强调制度史研究“下沉”的实证，较之以往许多有关西南边疆民族史地和土司史的研究，有四处“特别”：特别强调一手档案的利用和优化资料论证体系，注重政治过程与运作研究；特别注重构建多重知识体系，在研究中实现历史文献分析法、地图利用、实地考察及多文本解读的综合，善于利用知识考古手法解读多样史料；特别强调比较研究，在时间上既有长时段的研究，也有中时段、短时段的讨论，在空间上既关注大尺度的地理空间，也有小区域的微观研究，更综合性地展开对不同的人群、社会和制度的比较和分析；特别注意“大历史”和“小历史”的互相照应与贯通融会，多位学者的报告都能够以精到的个案化研究“以小见大”，如在地方政区调整这一“小”切入口中展开诸如“国家治理能效”之类“大问题”的讨论。杨伟兵总结道，与会学者有意与无意间都在谋求一定的学术归纳与总结，如政区建置与建置、土司概念与制度、边疆和国家治理，等等。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详加审视包括我们在内的研究，便会发现有些讨论已经不能满足学术和现实需要，若要实现有所总结，有所创新，则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本次工作坊显然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最后对项目研究团队提出两个希望，希望未来研究能深化历史文献的利用，实现制度史的精深解读，不仅要将目前仍较模糊的一些概念和体系研究透彻，更要勇于挑战争议，接受学术检验；希望继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研究既要坚持坐“冷板凳”，也有不断走出书房，寻求“对话”。最后，杨伟兵代表主办方对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疫情期间对本次工作坊学术研讨的大力支持和付出表示诚挚感谢，对未来学术之共襄给予美好祝愿。
与会学者线上合影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徐亦嘉
五、原副行长何兴祥被批捕，胡怀邦之后国开行系统已有10名干部落马
湖北成人高考政治模拟试题2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何兴祥涉嫌受贿、违规出具金融票证、违法发放贷款、隐瞒境外存款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对何兴祥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官方简历显示，何兴祥，男，1963年出生，在出任国开行副行长之前，曾在中行和农发行工作多年。何兴祥曾任中行上虞支行党组书记、行长，嘉兴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吉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海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21年9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何兴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当日，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何兴祥进行审查调查的决定。会议要求开发银行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违法行为。要推进金融反腐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统筹衔接，将正风肃纪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融合贯通。要持续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加快补齐风险防控和内部控制短板，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增强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要加强重点环节廉政风险防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继续推进纪检监察、巡视、审计、合规、组织人事等监督协同联动，提升监督合力。
今年1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对何兴祥审查调查的结果。经查，何兴祥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绩观扭曲，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到位、搞变通，甚至自行其是，滥用金融审批权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给国家造成特别巨大损失，不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获取大额回报；家风不正，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把手中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入职就业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通报称，何兴祥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违规出具金融票证、违法发放贷款、隐瞒境外存款等犯罪。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何兴祥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受贿8552万余元 原董事长胡怀邦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官网信息显示，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2008年12月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3月，国务院明确国开行定位头开发性金融机构。
国开行注册资本4212.48亿元，股东是财政部、中央汇金、外汇局旗下的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公司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股比例分别为36.54%、34.68%、27.19%和1.59%。
国开行主要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国开行目前在中国内地设有37家一级分行和4家二级分行，境外设有香港分行和开罗、莫斯科、里约热内卢等10家代表外，全行员工9000余人，旗下拥有国开金融、国开证券、国银租赁、中非基金和国开发展基金等子公司。
国开行因为干部腐败问题引起公众关注始于原董事长胡怀邦。2019年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纪委发布胡怀邦被查的消息。
2021年1月7日，胡怀邦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9年，胡怀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企业和个人，在获取银行贷款、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552万余元。
胡怀邦之后国开行系统已有10名干部被查
胡怀邦之后，国开行的反腐工作持续深化，特别是2021年，落马人员范围更广、人数更多。据不完全统计，胡怀邦之后，国开行系统已有10名干部被查，不少人都已退休，有的甚至已退休8年多。
2021年1月4日，国开行湖北省分行原行长杨德高被开除党籍。杨德高于2020年7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1年1月11日，50岁的国开行原评审二局资深专家张林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1年1月27日，临近退休的国开行山西省分行原行长王雪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王雪峰于2020年8月被查。
2021年4月19日，国家开发银行原运行总监章茂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时，章茂龙已退休8年。
2021年7月16日，58岁的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原行长徐伟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委监察调查。今年1月13日，徐伟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021年7月28日，已退休三年多的国开行湖北分行原行长林放接受审查调查。 今年1月13日，林放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
2021年11月，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洪正华被查。洪正华曾在2013年12月至2020年3月担任国开行云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超过6年时间，被查时，洪正华担任云南省体育局局长不足一个半月，从国开行卸任也只有一年多时间。
2021年11月12日，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副行长倪贤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1年12月14日，国开行海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刘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简历显示，刘春生早已于2013年3月退休。
国开行落马干部多存在违规审批贷款问题
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和反腐专题片的披露来看，国开行落马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多与贷款审批有关。
作为国开行曾经的“一把手”，胡怀邦帮助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商业性项目获取48亿美元的贷款授信，给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今日被批捕的国开行副行长何兴祥“自行其是，滥用金融审批权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给国家造成特别巨大损失”
国开行湖北分行原行长杨德高“违反工作纪律，在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山西省分行原行长王雪峰“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参加贷款审议会议并作引导性发言，造成不良影响”。
湖北分行原行长林放“违反工作纪律，在贷款审批过程中失职失责，造成重大损失”。
海南省分行原行长徐伟华曾因大额不良贷款问责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国家开发银行战略客户部规划发展处一级经理。今年1月13日，通报称其“违反工作纪律，在贷款审批过程中失职失责，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违反国家规定审批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犯罪。”
去年被查的浙江省分行原副行长倪贤孟也曾因大额不良贷款被问责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浙江省分行一级经理。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的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大部分企业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作为资金提供的主要渠道，是典型的资源富集、权力集中领域，干部容易受到“围猎”。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此前刊发的文章称我国“部分机构信贷领域制度设计有缺陷，制度交叉和规定空白同时存在，制度执行不到位”，而且“对‘一把手’权力制约不足，对‘关键少数’监督还不够有力有效”，导致信贷审批环节腐败高发频发。对此，要“推动完善‘分级、分权、规避、制衡’的授信审批机制，对关键岗位履职用权形成有效制衡。”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杨蓉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曹立媛
来源：作者：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