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翻译的开端:凡尔纳与八十日环游记
刘捷希
儒勒·凡尔纳一直是“科幻小说之父”头衔的有力竞争者,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其作品的大范围流行,毕竟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统计,凡尔纳的作品被翻译数量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
近日,改编自同名小说、由PBS发行的电视剧《八十天环游地球》第一季开播,在国内外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也把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位法国科幻作家上。《八十天环游地球》可谓妇孺皆知,兴许很多人都看过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译本,对小说的内容滚瓜烂熟,但或许没有太多人知道,正是凡尔纳和《八十天环游地球》开启了中国翻译西方科幻作品的历程。
2022年电视剧《八十天环游地球》第一季海报
凡尔纳的科幻写作大约发端于爱伦·坡的影响。有赖于翻译家的努力,坡在法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美国,他的那些科幻小说比如《催眠启示录》、《汉斯·普法尔历险记》、《未来的故事》等肯定也引起了凡尔纳的兴趣,前者对科学细节的再现、对未来社会的想象,都成为了这位法国作家试图效仿的特质。所以在凡尔纳的科幻写作刚刚起步时,他写了好几篇爱伦·坡风格的小说,比如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就能明显看出对坡的短篇《气球骗局》的呼应。当时的巴黎出版商赫泽尔(Hetzel)正是读了《气球上的五星期》的手稿,才决定与凡尔纳签约合作,不仅为他出版这部长篇,还允诺未来发行一套“奇异旅行”(Voyages Extraordinaires)丛书,要求是他每年可以写一部两到三卷的小说作品。于是此后的几十年里,凡尔纳全身心投入到了科幻小说的创作中,一生极为高产。
凡尔纳虽然不是科幻小说的绝对鼻祖,但是仍然对特定的科幻叙事得心应手。他复活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或许已经过时的小说模式,那就是游记式的冒险故事:根据当代的技术条件,凡尔纳构想着人类前往神秘之地的奇异旅行。在作家笔下,这些冒险能够更好地容纳科学话语,去讲述阿龙纳斯一行人乘着鹦鹉螺号穿越未知海域的冒险,不仅利于编撰环环相扣的情节,还方便凡尔纳穿插各种地理学、海洋学、生物学的知识。而在一些人看来,正是这些从教科书中摘录下来的材料,让凡尔纳的小说具备了教育功能。凡尔纳式科幻冒险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幻想保持克制,绝不夸张:对科学细节的关注,让他在想象每一场旅行时,总是基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谨慎地推断人类前往秘境的可能性,比如19世纪的航空航天知识尚不足以供人构想真正的登月计划,因此在《从地球到月球》中,凡尔纳只能聚焦于“飞船”(实质上是巨型大炮的一颗炮弹)的设计、打造,整部小说也在“飞船”发射升空、绕月球旋转处戛然而止,没有写到登陆和月球表面的探险,更没有和外星种族“月球人”会晤之类的桥段了。
一般认为凡尔纳的冒险故事重在娱乐读者,也没什么特别的内涵,但他的小说其实与19世纪的世界政治状况总保持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不论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把周游大洋放在苏格兰独立运动的背景中,还是《海底两万里》不断描述尼摩船长同情受压迫民族、袭击帝国主义船舰的行为——最为突出的是发行于1899年的《无名之家》,这部小说专门讲述1837年的加拿大民族独立运动,跟科幻毫不沾边——我们都能看出凡尔纳对时代政治现实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对殖民征服的(哪怕是含蓄、沉静的)抗议。如果作家本人在写作时就具备这样一层政治意识,那么他的一些小说便可获得象征性的解读,就拿《八十天环游地球》来说,“英国上流社会最有风度的绅士”菲利斯·福格因为一场赌约而动身环游世界,最终成功在八十天内赶回:只有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才有能力环游世界,这实质上影射了19世纪后期不列颠帝国全球扩张的政治形势,考虑到福格的足迹遍及孟买、加尔各答、香港等英属殖民地,情况就更是如此。同样的影射也出现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邓肯号周游全球,“英国国旗在尾樯的斜竿上飘拂”。
儒勒·凡尔纳
在数十年里,凡尔纳与赫泽尔的合作为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分归功于出版社赫泽尔比较明确的商业规划:赫泽尔认为凡尔纳的“奇异旅行”系列小说应当以儿童和年轻人为读者群,当凡尔纳创作了一些反乌托邦风格的书稿,赫泽尔会直接拒绝为之出版,而是建议他多写一些更为传统的探险故事。而在赫泽尔所创办的《教育与娱乐插图杂志》中,凡尔纳也担任了主要撰稿人,这份杂志的名字颇能概括出版商的定调,以及凡尔纳众多作品的整体风格。如今很难评价当年赫泽尔的决策是否正确,只是从结果上看,这份出版合作关系最终让儒勒·凡尔纳的名字闻名世界。不过,就连凡尔纳本人也未必能预料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小说竟然能够在遥远的中国掀起科幻的热浪。
19世纪的科幻小说大体还属于西方文化里的新兴事物,但晚清民初的中国人却已经陆陆续续地把它们译介了过来。这倒不是因为对科幻有什么特别的嗜好,而是因为他们认定科幻小说——当时一般唤作“科学小说”——具有启迪民智的超凡作用。自从梁启超喊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口号以后,晚清民初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以翻译外国小说为志业,想要把西方的文明成果传播给中国人。科幻小说显然能满足该要求,毕竟在当时人看来,这一文类不但包含了先进的技术知识,更有崇尚“赛先生”的探索精神,所以才有人说:“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只有心存文化焦虑,太过急功近利,才会把格外拔高科幻小说的地位:如果直接介绍科学理论大众听不懂,那就用故事给它包装一下。这就走上了“文以载道”的老路,就像鲁迅在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时也说,科学小说没有单纯的科学知识那么枯燥,趣味性多一点,无需动脑,读着读着,不知不觉中就能破除迷信,培养先进的文化观念。
一般认为,中国人译介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就是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1900年,经世文社刊行了翻译小说《八十日环游记》,作者为房朱力士,译者为薛绍徽。薛绍徽是晚清著名的文人,中国最早的女翻译家,曾参与创立第一所自办女校“女学会”和第一份女报《女学报》,曾编写《外国列女传》系统介绍西方妇女的生活。
《八十日环游记》的译者薛绍徽
《八十日环游记》是薛绍徽和丈夫陈寿彭合作翻译的(一说陈寿彭口述,薛绍徽笔记),但并非由法文本直译,而是转译自英国地理学家桃尔(M.Towel)和邓浮士(N.D.Anvers)的英译本。小说采用了文言文进行翻译,并调整为章回体模式,全书37回,对应原著的37章,回目都是两句七言诗(比如第四回“携毡包两人就道 上火车诸友送行”、第五回“报纸纷纭争赌票 电文紧急捉行人”),算是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主要人物的名字也与今天的通行译法不同,让万能(Jean Passepartout)被叫做“阿荣”,阿乌达(Aouda)被叫做“阿黛”。原著中出现了不少西方的地名、风俗、典故,好在陈寿彭曾游历过英、法、日等国,所以译著中还穿插了相当多的注,比如第十四章写到福格一行人与弗朗西斯·科洛马尔蒂爵士告别,阿乌达夫人同他行贴面礼,译者便在一旁注释说“西国男女亲爱则亲嘴为礼,次则以脸偎脸,欲亲未亲,殆即亲嘴之渐”。
虽然《八十日环游记》已经出版了一百多年,可谓十分遥远,甚至还是用文言文译成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不能重读这个译本,因为它有着一个在当时非常难得的品质——忠于原文。由于译者自身知识和外语水平的局限,晚清民初的许多翻译都和原著有着不小差别,错译、漏译、增删随处可见,算是当时的通病。然而薛、陈二人的《八十日环游记》则很少有这些问题,大多数时候,译作的一字一句都能与原文相对应。不妨对比一下小说37节的同一个段落,看新旧两个译本有多大的差别:
薛绍徽、陈寿彭译:
福格曰:“礼拜六乎?岂有此理!”阿荣大喊曰:“是矣,是矣,是矣。尔系错算一日矣。我们到此已在黑十四点钟之先,而此间所余者,尚有十分钟。”阿荣语毕,目视其主,其意特殷,其情特急,又不能往下更说。福格则如当头棒喝,无暇思索,迅急出门,跃上一车,许以一百金磅,即御到维新会所,其捷也,恰如二狗拉五车(西国城语)矣。故会中之钟将届九点前一刻,而彼适到大厅,此即福格圆全八十日环游之期也。而二万金磅之赌局,终为福格所得。夫福格等此一人耳,昨日初归,以为其时已过,悔恼欲绝,胡为今日之晷刻,又恰好耶!前后互异,失而复得,其中所以错算一日者,又安在耶?
赵克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礼拜六?不可能!”
“是礼拜六,是礼拜六,没错,是礼拜六!”让万能大声说道,“您把日子搞错了一天!我们是提前二十四个小时到的,但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
让万能抓住主人的脖领子,用尽平生之力把他拉了起来!
菲利斯·福格这样被拉起来以后,来不及思考,就离开了房间,离开了家,跳上一辆两轮马车,许给车夫一百镑;一路上,压死了两条狗,剐了五辆马车,终于到了改良俱乐部。
他出现在客厅里的时候,时钟指着八点四十五分……
菲利斯·福格用八十天时间完成了环球旅行!……
菲利斯·福格赢了两万镑赌金!
现在有人会问了,像福格先生这样精密细致的人,怎么会把日期搞错了呢?他是在出发后的第七十九天、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回到伦敦的,他怎么会以为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呢?
《八十日环游记》目录(来源:《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八十天环游地球》其实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它倒更接近一部单纯的冒险故事。不过在当时的国人看来,小说的“科学味”却是已经很浓厚了。在序言中,陈寿彭就表示《八十日环游记》这样的西洋小说令他惊讶不已,区区稗史之流,竟然能囊括天文地理的专业知识。可见薛、陈从书海中挑出这本小说来翻译,实在是看重了它的教育作用:
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而印度美利坚两铁路尤精详。举凡山川风土、胜迹教门,莫不言之历历,且隐合天算及驾驶法程等。著者自标,此书罗有专门学问字二万。是则区区稗史,能具其大,非若寻常小说仅作诲盗诲淫语也,故欧人盛称之,演于梨园,收诸蒙学,允为雅俗共赏。英人舆地家桃尔、邓浮士二人,又合译之,他国亦有译之者,愈传愈广,殆因其中实学,足以涵盖一切欤。
1906年,薛绍徽、陈寿彭的译本由小说林社再次刊行,书名改为《环球旅行记》。自1900年初版以来,《八十日环游记》一共出版过三次,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读的人一多,时人也会留下一些点评,就像我们今天还能看到金松岑所写的《读<八十日环游记>》,以七言诗的形式复述了小说的情节,读来饶有趣味:
圆球方罫一盘棋,赌胜金圆复得妻。
我作夸父人逐我,者番公案太离奇。
人海抽身托浪游,骇闻大盗不戈矛。
脚根无线轮蹄换,三大名洋四大洲。
象座冰车价绝高,金圆六万购船烧。
千锾赎得双鞋去,如此生涯亦太豪。
间关容易度关难,断逸光阴一瞬间。
只苦旅行新艳伴,早莲大坑拔将来。
日向西时我向东,痴奴时计会堂钟。
一般守着伦敦晷,话到嬴余日再中。
摸金何事苦中郎,胜利须看最后场。
八十日程圆满日,豪赀仍拥摆林塘。
继《八十日环游记》之后,凡尔纳的小说陆续被译介过来。1902年,卢籍东、红溪生翻译了《海底旅行》,刊载于《新小说》1号至18号,与此同时梁启超又意译了《十五小豪杰》,发表在《新民丛报》上。1903年到1907年是翻译凡尔纳小说最火热的时期,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包天笑译《铁世界》《秘密使者》,商务印书馆出版《环游月球》,奚若译《秘密海岛》,周桂笙译《地心旅行》,谢祺译《飞行记》,众多译著先后出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凡尔纳热”。五四之后译著逐渐变少,只有《鹦鹉螺》《海中人》等小说问世。不过有些令人头疼的是,当时的中文译名并不统一,“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几个字,有时被译成“朱力士房”,有时译作“焦士威尔奴”,有时又作“迦尔威尼”,甚至有时作者的国籍也会搞混(比如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作者误称为“美国硕儒查理士培伦”),所以一个读者可能读过好几本科学小说,最后还不知道这些竟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
《八十天环游地球》法文1873年版书内插图,Neuville et L. Benett绘。
其实当时引进中国的科幻作家并不只凡尔纳一人,包括英国与凡尔纳齐名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日本的押川春浪等,但凡尔纳无疑是被翻译得最多的科幻作家,甚至他的小说在当时的畅销书榜都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从1896年到1916年,凡尔纳小说的翻译数量高居第三,仅次于柯南·道尔和亨利·莱德·哈格德。既然中国人对凡尔纳如此热爱,那这些小说是否真的像知识分子预期的那样,发挥了应有的科教功能?译者希望广大读者能从小说中得到启蒙,可矛盾的是,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往往会故意删去凡尔纳作品中有关技术应用的具体描述,删去真正“硬核”的科学知识:这当然跟译者水平不足有关,没有学习过自然科学知识,肯定也无法翻译出来;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译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可以忽略不计,删掉了也不影响情节连贯,读者不必了解鹦鹉螺号配备了什么仪表、靠什么供能、海水中氯化钠的含量等等,他们只需要知道潜水艇是一种国人造不出来、但西洋人能造出来的厉害玩意儿。在缺乏具体知识介绍的情况下,小说中出现的科技就会显得过分神奇,这样一来,科教的目标或许也就实现了一半,就算翻译凡尔纳的小说没有增进中国读者的西方科学知识,也好歹培养了他们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同、向往乃至崇拜。这就有助于去解释为何晚清民初的翻译家对凡尔纳情有独钟:20世纪初西方的科幻作家可不少,中国人偏偏最看重凡尔纳,抛开市场因素不谈,实是因为凡尔纳的作品流露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一种相信科技进步能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预设。这正是启蒙者希望人们去接受的。相形之下,威尔斯把阶级对立、殖民战争等议题包裹在科幻表皮之下的那些小说,自然远不如凡尔纳的作品易于引起当时人的兴趣。
《八十天环游地球》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五四以后,由于文学思潮的变化,人们对重新归类为“通俗文学”的科幻小说不再重视,凡尔纳作品的译介也变得越来越少。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凡尔纳的价值再次得到高度重视,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着手出版“凡尔纳选集”,又一次掀起了翻译凡尔纳的高潮。有了出版社的统筹安排,翻译工作开始具有体系性,六年间陆续出版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等八部作品,组织邀请了不少知名翻译家参与翻译、宣传,各种专有名词都得以统一。可以说,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套选集间接推动了凡尔纳小说的经典化。八十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世界各国的优秀科幻作品,凡尔纳小说的经典性地区却依旧坚挺,一度也被教育部建议当作学生课外读物。虽然有一些学者开始指出他身为严肃作家的一面,但在主流的认知中,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还是被归类为科幻文学、儿童文学,这实则延续了当年出版商赫泽尔为他规划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英)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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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4、闫芳芳《启蒙者的改革预言与近代科学小说的双向阐释——清末民初凡尔纳科学小说传播的再思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8月,第27卷第8期。
5、陈向红《凡尔纳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期。
6、季敏《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在晚清时期的接受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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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题:正风肃纪 激浊扬清——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之“作风篇”
新华社记者高蕾
纠治“四风”不止步,作风建设不停歇。
2021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突出问题、紧盯关键节点,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让清正廉洁的风气不断充盈。
(小标题)力度不减、尺度不松,重拳出击纠治“四风”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生活奢靡,贪图享乐等问题”“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宋亮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
2021年12月27日,在元旦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再次释放紧盯关键时间节点、严抓作风问题的鲜明信号。
作风建设,常抓不懈。
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字当头,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注重发现和纠治“套会”代“减会”、“红头”变“白头”、“纸质”化“指尖”、督检考不够统筹规范等问题,通报曝光陕西省人社厅推广“秦云就业”小程序过程中层层摊派加重基层负担等典型案例。
浙江省纪委监委着力防治“穿新鞋走老路”违规上马“两高”项目、不顾实际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针对虚拟货币挖矿高耗能高排放问题,开展利用公共资源参与挖矿、交易行为整治工作,查处48人,每月节约电量近18万度。
广东省纪委监委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决纠治麻痹松懈、责任空转、措施流于形式等现象,成立专项监督检查组,深入市县抽查检查口岸、渔港、隔离酒店等重要点位,发现问题277个,督促举一反三、立行立改。
……
据统计,2021年1月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四风”问题9.1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3.1万人;2021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共通报曝光4批34起典型问题,释放出作风建设一刻不停歇、继续向纵深推动的强烈信号。
(小标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断提升作风建设治理效能
“看到曾经的同事站在被告席上,也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在旁听了一起违法案件庭审后,四川省青神县青竹街道一位村干部说。
组织案发领域党员干部零距离旁听庭审,是青神县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分类开展警示教育,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2020年至2021年底,青神县共开展警示教育237场次,廉政谈心谈话3383人次,排查廉政风险点451个,修订完善制度503项,共有18人主动说清问题。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做好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作风建设治理效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案例指导机制,印发一批纠治“四风”指导性案例,以案明规释纪;完善月月公布查处结果机制,推广地方部门经验做法;创新重要节点通报曝光机制,强化警示震慑。
吉林省纪委监委推动省委组织部会同相关部门专门出台规定,深挖“四风”问题背后的制度短板、监管漏洞,推动完善机制、优化治理。
福建省纪委监委坚持纠树并举,推广“四下基层”“马上就办”等优良作风,培育具有行业特性、区位特征、时代特点的新风“名片”。
……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自觉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强化问责,不断压实作风建设主体责任,有力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知责负责守责尽责。
涤荡痼疾、扫除积弊。
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坚持以制度管人、以文化人,不断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果,让清正之风劲吹华夏大地。
(小标题)尽心为民、敢于亮剑,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我以为一二百块的事儿你们不会管,没想到这么快就把钱给要回来了。”日前,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在接到铧尖乡沟口子村村民反映的该村村支委占用村民养老保险款、农村合作医疗款的问题后,及时调查处理,追缴违纪资金。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
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聚焦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精准发力,深入原深度贫困地区调研督导,加强对惠民富民、促进共同富裕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治松劲懈怠、措施不实以及公共基础设施“中看不中用”“管建不管修”等现象。
2021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腐败和作风问题1.6万余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4万余人。
——围绕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大力整治利用停车位等公共资源谋取私利、行政服务窗口勾结“黑中介”侵害群众利益等不正之风。
2021年1月至11月,全国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1万余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6万余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万余人。
——结合常态化扫黑除恶“打伞破网”,配合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严肃查处湖北省孝感市委原书记潘启胜等涉黑涉恶腐败案件。
2021年1月至11月,全国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000余个,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100余人,移送司法机关800余人。
一个个案件、一项项整治、一次次监督,持续净化基层政治生态,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容不得喘口气歇歇脚。唯有笃定“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决心,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才能打赢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攻心战,以清风正气护航干事创业。(完)
湖北省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试题张军求是刊文: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张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科学回答了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引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主要职责、基本任务,为党的检察事业创新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1年6月,党中央专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工作赋予更大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全国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意见》,以更高质量法律监督助推构建更加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服务保障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一、牢牢把握法治体系建设正确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法治体系建设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落实法律监督政治责任,融入、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阔步前行,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重大方向问题上做到头脑特别清晰、立场特别坚定。
毫不动摇坚持和捍卫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最高原则、最大优势,是人民检察事业行稳致远的最根本保证。检察机关要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从党的百年奋斗光辉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赓续红色基因,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的政治要求转化为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实际行动。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的关系,坚持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做到一切检察工作“从政治上看”,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融入监督办案全过程、各环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要靠党章党规的贯彻执行,也要靠宪法法律的有效实施。要把执行党的政策与执行国家法律统一起来,坚决落实以法律监督保障宪法法律正确实施、捍卫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责任。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在思想理论上的集中体现就是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检察机关要结合学习百年党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和党绝对领导下的90年人民检察史,更深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真理力量和实践品格,从中探寻、践行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根本思路、重要方法和具体路径,指引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研究,深入探究检察制度发展规律、检察职权配置规律和检察活动基本规律,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与时俱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创新发展,不断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检察监督办案提出的更高要求。深化检察机关与法学院校交流工作,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教与学。不断增强理论自信,理直气壮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理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方案。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人民检察院在该县阿胶行业协会设立了“阿胶品牌保护检察服务站”,精准提供法律服务,护航民营企业发展。图为2021年8月11日,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与东阿县人民检察院干警联合走进相关企业,为职工讲授民法典知识。最高人民检察院供图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司法案件大多发生在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办好,才能守住民心。检察履职过程中,必须始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综合考虑法、理、情,用心办好人民群众身边每一个“小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持续办好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司法救助、公开听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检察为民实事,助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司法实践中,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法律只有原则规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履责缺位,就要以“初心”的执着、“守心”的标准为民司法,以依法监督的“我管”,促职能机关依法履职的“都管”。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民事支持起诉等工作,都是以“我管”促“都管”,要持续做深做细做实。
以高质量检察履职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法治是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检察机关必须时刻胸怀“国之大者”,牢牢把握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更高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投入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统筹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从严打击严重犯罪,又促进社会内生稳定,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更实服务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统筹推进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加强最高检驻中国证监会检察室建设、强化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等各项工作,促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健全国际司法合作机制,深化双边多边合作,依法办理涉外案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二、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促进完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作为执法司法活动的参与者,检察机关是直接在具体办案过程和环节中履行监督职责,是参与、跟进、融入式的监督,对于促进加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意义重大。检察机关要以深入落实《意见》为契机,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全面提升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质效。
坚持敢于监督。深刻认识监督与被监督目标一致、责任一致,坚持把法律监督融入执法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全面协调充分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更好维护司法权威、捍卫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权益。
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切实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特别是,要落实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工作意见,从战略高度共同健全监督制约、协作配合、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规范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实现侦查监督关口前移,做到对立案、侦查活动的实时、全面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长期“挂案”等违法情形,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贯彻实施民法典,加强精准监督、类案监督,坚决维护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与公信。积极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对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察建议等督促纠正。
自2019年4月以来,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检察院联合陕西省镇坪县、湖北省竹溪县、神农架林区检察机关和林业部门,制定协作机制,通过共享跨区域刑事司法案件信息、建立联动巡山机制等,助力林业生态保护持续向好发展。图为2020年4月22日,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检察院联合陕西省镇坪县人民检察院组成的跨区域联合行动小组,在鸡心岭地区开展联合巡山活动。新华社发 黄伟 摄
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活动监督对于确保法律有效实施至关重要。在实际工作中,要进一步规范推进巡回检察工作,切实发挥好“巡”和“驻”的融合优势,常态化开展省内、跨省交叉巡回检察,以巡回检察发现问题,促派驻检察防治监管失职违法,推动法律监督和监管执法水平共同提升。全面推开看守所巡回检察,积极探索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坚决整治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既防治“提钱出狱”、“纸面服刑”,又防止“一刀切”应减不减、该放不放。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共同破解执行难问题。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公益诉讼检察自2017年7月全面推开以来,办案量逐年上升,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办案质量。坚持抓重点,坚定落实法定职责,重点办好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4个传统领域,以及近年来相关法律制定、修改,相继纳为制度安排的英烈权益保护、安全生产、未成年人保护、军人荣誉名誉权益保障、个人信息保护5个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坚持抓大案,最高检、省级检察院加大自办案件力度,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坚持抓实效,对近年来诉前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况,持续抓好“回头看”;对未落实、假落实且情节恶劣的,果断起诉,办成“法治样本”。坚持抓拓展,法定领域外,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损害问题,积极、稳妥重点办理网络治理、金融证券、知识产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妇女权益保障等领域案件,为相关立法完善奠定实践基础。
做到善于监督。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重在启动纠错程序,促进办案机关重新审视并自我纠错,警示和防范潜在的违规违法办案。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开展监督,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形成良性、互动、积极的工作关系,既针对性改进法律监督工作,又促进其他执法司法机关更好履职。
法律监督机关与被监督机关虽分工不同,但都是党领导下的法治体系建设重要职能部门,必须在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树立共同执法司法理念,形成配合的习惯、制约的自觉,形成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共同履职取向,统一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合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近年来,检察机关深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双赢多赢共赢、精准监督、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智慧借助等理念,要持续深化、力行。不仅自身要做到,还要通过检察监督,携手其他执法司法机关更好落实,促法律监督效果倍增。
法律监督不是你错我对的“零和博弈”,监督与被监督的共同目的都是把党的法治事业建设好,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善于监督,就要把政治智慧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既落实政策要求、坚持法治原则,又做到换位思考、注意方式方法。检察机关不仅要依法办案,还要坚持能动司法,延伸监督触角,注重以检察建议促源头治理。2018年以来,最高检针对校园安全、公告送达、金融监管、窨井管理、虚假诉讼、网络整治、寄递安全问题,先后发出第一号至第七号检察建议。各级检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持续落实,共同做好标本兼治的工作。
检察机关监督办案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密切相关,要融入法治体系建设“大系统”、法治监督体系“子系统”履职尽责,用系统观念分析、解决问题,助力执法司法协同高效,真正做到配合有力、制约有效。同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本质上是一体的,必须增强检察一体化意识,落实监督办案一体化要求,“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各检察业务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形成监督合力,谨防孤立、割裂监督办案职能。
勇于开展自我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执法权、监察权、司法权运行机制,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打铁必须自身硬,自我监督必须严字当头、实而又实。检察机关既要自觉接受监察、侦查、审判机关履职制约,又要落实上下级监督管理、检务督察等自我监督机制,确保检察权依法规范运行。坚持以追责倒逼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严肃追责问责,让司法责任制“长牙”,是对全体检察人员最大的爱护,更是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要推行案件序号终身制,无论经历多少层级、环节,一号到底,让监督办案能回溯、司法责任可落实。加强检察人员履职保障,激励担当作为。完善依法履职免责和容错机制,落实不实举报澄清机制,完善对牺牲、献身检察事业人员家属关爱慰问工作机制和政策。
三、持续提升法律监督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全面依法治国能力和水平。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履职担当,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夯实法律监督高质量发展根基是前提和基础。检察机关要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关键,以强作风、重落实、提效能为导向,推动法律监督工作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进一步做到做实战略前瞻、理念先进、办案精细、素能过硬、基础坚实、管理科学。
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法治领域改革,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狠抓各项司法体制改革任务落实,在巩固中深化、在深化中落实,有力促进了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要全面总结评估各项司法改革举措落实情况,该巩固的要巩固,该“打补丁”的“打补丁”,该“精装修”的“精装修”,推进改革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同时,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推动检察履职方式、监督手段等更加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带来的新要求。
遵循司法规律,抓实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必须向科学管理要法律监督生产力、战斗力,促进检察人员自觉、能动、创新履职。一方面,加强“案”的管理。2020年,针对不少案件程序一再反复、增加群众诉累,最高检推出“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要求办案第一环节就努力求极致,减少因工作粗疏导致“程序空转”。创立这一评价标准意在督导检察官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司法办案质效,压减非必要办案环节和内生案件。要持续深化运用,依案件类型不同,动态调整、优化基准指标,持续做好做优。另一方面,加强“人”的管理。通过全员、全面、全时检察人员考核,做实奖优罚劣,把依法能动履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促进监督办案与政治建设、服务大局、为民司法紧密衔接。
2021年5月30日,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即将正式施行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以“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图为在开放日活动的法治教育课上,工作人员与学生互动。殷刚 摄
巩固深化教育整顿成果,以全面从严管党治检引领新时代过硬检察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检察机关要认真落实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总结会部署,坚定不移巩固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政治建设、正风肃纪反腐、素能培训、正向激励、制度建设五方面成果,以永远在路上的定力和自我革命精神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切实加强融为一体的政治和业务建设,组织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员培训,深化落实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同堂培训,一体提升政治素质和业务素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更高要求,大力培养、推树检察英模,引导新时代检察人既要保“底色”:一如既往地传承、赓续忠诚、奉献精神;更要有“亮色”:先进理念引领、更强专业能力。持续抓实严管就是厚爱,始终保持政治清醒,坚持严的主基调,坚决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主体责任,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特别是,持续狠抓“三个规定”落实,坚决刹住干预司法、说情打招呼的歪风。
四、以“检察大数据战略”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助力提升法治体系建设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意见》明确要求,“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推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入实施,大数据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愈加重要、日益凸显。特别是社会各领域均被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深度渗透、广泛影响,新型违法犯罪更趋网络化、科技化、智能化。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推进法治体系建设,都离不开大数据。检察机关监督办案必须跟上、适应,既要抓“本”的提升,更要有“质”的嬗变。“本”的提升,就是监督办案要精益求精、做到极致,止于至善。“质”的嬗变,就是要跟上、适应信息化大势,充分挖掘、用好大数据,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法律监督整体提质增效。这是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是实现法律监督质效飞跃的关键变量。
大数据运用是趋势所在,越早越主动。检察机关要切实增强掌握运用大数据的历史责任感、时代紧迫感,树牢大数据思维、大数据理念,增强运用大数据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在深度运用上下功夫,积极探索大数据运用方式、平台、工具,推动司法办案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助力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改革和建设。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违法犯罪都有一个信息链条,孤立看链条上的每个信息点很难发现异常,运用大数据筛查、比对、碰撞,信息点之间就有了交集、串连,问题线索就能清晰展现出来。浙江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数据互联、共享平台,从海量数据中智能分析发现监督线索,成案数量倍增,质效明显提升。最高检加强顶层设计,已部署推开浙江经验。各级检察机关必须下决心攻克大数据壁垒,充分获取各方面相关数据,探索、创新、优化数据监督模型,归集、碰撞相关数据,发现深藏其中的监督线索,促进解决法治领域深层次问题。要在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领导下,主动加强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协作,打通“数据孤岛”,实现信息共享,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惩防违法犯罪、监督纠正违法、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国家治理、助力法治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助力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责无旁贷、使命光荣。全国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落实《意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在法治体系建设进程中依法能动履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求是》2022年第4期)
2020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模拟试题及答案湖北紧盯关键节点摸排重点行业 压实责任督促解决讨薪难
“没想到,纪委这么快就帮我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2月14日,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农民工小张面对前来检查督导的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连连点赞。
正月初七一上班,公安县纪委监委收到1件关于农民工欠薪讨薪的信访件,随即签批转办,并点对点督办。2月14日,在该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厅,小张如愿拿到了5700元工资。
湖北作为劳务大省,岁末年初是一线劳动者工资结算高峰期,也是欠薪问题高发期。湖北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解决欠薪讨薪问题。在各级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全省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共为94395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7.6亿元。
湖北省纪委监委把推动解决欠薪讨薪问题作为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动员部署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抓实监督工作,全面摸排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推动各方重视解决欠薪讨薪问题,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各市州纪委监委压实地方党委政府属地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促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开展欠薪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大化解,对建筑工地、加工制造及餐饮服务等易发生欠薪的重点行业全覆盖,及时摸排、动态掌握欠薪隐患问题。对排查出的问题和风险点建立台账,责任包保,限时办结,销号管理。
湖北省纪检监察机关督促人社部门履行组织协调和督办检查职责,切实发挥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联动处理机制作用,加大欠薪案件查处力度。督促发改、财政、住建、交通、水利、国资等部门履行监管责任,对各自管理范围内的重点企业特别是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全面检查。省属国企纪检监察机构发挥贴身监督优势,对国有企业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严肃问责。
湖北各级纪委监委派驻机构充分发挥“探头”作用,跟进监督,掌握本地欠薪讨薪问题情况,精准开展监督检查,督促驻在部门履行风险化解责任。全省各级纪委监委强化“室组地”联动,督促职能部门加大欠薪案件的协调处理力度,避免整治工作不深入、流于形式。在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更加重视、支持解决欠薪讨薪问题,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讯员 杨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