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2022成人高考政治答案_2020成人高考政治试题

北京召开2022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陈吉宁：高标准完成好今年征兵任务

陈吉宁在本市二O二二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高标准完成好今年征兵任务

2月9日，本市召开2022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向军队输送优质兵员，高标准完成好今年征兵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由市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政委张凡迪主持。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文化总结2021年征兵工作，部署今年任务，指出，今年征兵工作与往年相比呈现政治要求更高、质量要求更高、组织要求更高等突出特点，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完善常态征兵机制，深化精准征兵实践，稳定大学生征集规模，加大乡镇街道征集力度，注重跟踪问效，确保圆满完成征兵任务。

陈吉宁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着力提升征兵工作质效，做到优中选优，把最适合的人才输送到部队。准确把握征集重点，坚持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的改革目标，推动征集模式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精准宣传高效发动，聚焦重点急需人才，开展针对性宣传活动，打造征兵宣传新模式，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大力宣传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崇敬英雄、尊重军人的浓厚氛围。坚持质量导向，严把政治考核关、体格检查关、审批定兵关，确保为部队输送优秀合格兵员。

陈吉宁要求，要主动适应征兵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健全体制机制，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领导责任制，密切军地协同，健全工作机构，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征兵任务。

会上，副市长杨晋柏宣读2021年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通报。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韩志宏、副政委王向龙、参谋长徐郁禧，市政府秘书长戴彬彬出席会议。

今年高考政治题及答案

最佳答案24.去年甲利用自有资金20万元开办了一家小企业，一年后盈利2万元，全部用于个人... 所以甲今年的资金利润率=2.4/20*100%=12%，为C。25.2000年至2010年，我...

给华盛顿打“预防针”，2022年中美外交高层首次互动释放四大信号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白云怡 赵觉珵 刘彩玉】2022年1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今年中美两国外交高层首次直接通话。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王毅在通话中强调，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遏华“小圈子”。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合理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解决。

2022年中美外交高官首次互动释放出哪些信号？多名分析人士2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第一，在此次通话中，中方对美国近期所作所为作出了最新判断和立场表达；其次，通话旨在为全年中美之间更为复杂、艰难的互动做铺垫、打“预防针”；第三，向外界释放“在国际重大局势上，两国沟通渠道畅通”的信号，降低国际重大冲突爆发风险；第四，在此特殊时间节点，此次通话不排除为接下来两国更高层互动作铺垫。

王毅在通话中指出，此前拜登总统曾表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对外释放了与上届政府不同的积极信息，“但世人看到的是，美方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也未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美方仍不断推出涉华错误言行，使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

国内一名美国问题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认为，两国外长在此时通话，首先是对去年两国元首视频会晤内容的延续，回顾双方对元首共识的执行情况。尽管相关新闻稿中未有详细表述，但相信双方再一次强调各自的“红线”。尤其是中方对华盛顿近期的做法作出了新的、明确的判断和立场表达，即“美方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2022年，中、美国内各自都有重大政治议程。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一般认为，在这段时期里，华盛顿对华政策中积极的方面会停止或遭遇阻碍，而冲突层面的主张则会被快速推进。

“作为进入2022年中美两国外交高层的首次直接互动，王毅与布林肯的通话旨在为今年两国更加复杂、艰难的互动作铺垫，尤其是中方要为华盛顿可能采取的对华行动打‘预防针’。”李海东认为。

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布林肯在通话中表示，两国外长经常性沟通非常重要，强调拜登总统在两国元首会晤中阐述的立场没有变化。美中既有利益交集的地方，也存在分歧，美方愿以负责任的态度管控分歧。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方会为美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加油，也祝愿中国人民新春快乐。不过，美国国务院发布的通稿十分低调，并未提及布林肯上述表态，也未谈及王毅有关“美方停止干扰冬奥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的内容。

李海东表示，王毅与布林肯此次通话的时间节点比较微妙，不排除可能是在为农历新年等时间点两国更高层的互动作准备。此外，此次通话发生在冬奥会举行前十天内，王毅也在通话中明确要求美方“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应被视为北京对华盛顿一次明确的、态度坚定提醒，也同时向外界释放“尽管中美分歧巨大，但沟通渠道顺畅”的信号。

此前，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采取所谓“外交抵制”，并鼓动其盟友也采取相同行动，中国外交部对美方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不过，美国依然派遣了部分政府官员随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中方也已经向美方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部分成员审发了相应签证。

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双方的通稿中均提到，王毅和布林肯就乌克兰问题和俄乌边境局势进行沟通，但双方表述有较大差异。

近期，俄乌关系加速恶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和装备。美国、乌克兰和北约声称俄罗斯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有“入侵”之势。俄方予以否认，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

王毅在与布林肯通话中表示，解决乌克兰问题，还是要回到新明斯克协议这一原点上。他强调，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更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为保障，“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解决”。路透社分析认为，王毅的这一表态明显是指俄罗斯反对北约在东欧的扩张。

而根据美国国务院通稿，布林肯在与王毅通话时“讨论了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可能带来的全球安全和经济风险”，并称缓和紧张局势和外交手段是负责任的前进道路。

上述美国问题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认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对中国在国际局势、尤其是乌克兰局势的立场极为关注。“华盛顿需要了解北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避免自己陷入被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杨进2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当下，乌克兰危机已走到非常危险的边缘，中美在这一问题上开展沟通，其目标是希望在乌克兰地区保持稳定和平，这其实是中美俄三个大国的共同愿望。但核心问题在于，美俄之间的利益和“红线”都是对方无法接受的，目前僵持的局面已濒临必须要管控的阶段。

他表示，因此，王毅提出“回到新明斯克协议原点”的立场非常重要，新明斯克协议是各方的“最大公约数”，是各方公认的基础性政治文件。根据这份协议，北约和美国不应采取为乌克兰运送武器、坚持北约东扩等火上浇油的行为，美国和北约目前的做法显然是对此前协议的一种违背。

新明斯克协议于2015年2月由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四国签订，但协议很多条款迄今未能得到全面切实落实。本月26日，“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在巴黎举行，法、德、俄、乌四方代表在会谈后表示，应无条件遵守停火协议，并加快推进新明斯克协议的实施。

“中国不是乌克兰的邻国，但美国前来和中国讨论这一问题，应是华盛顿注意到中国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对国际安全稳定亦有重要话语权。如果北京发挥积极影响，将有助于当前对峙的局势保持克制，至少在冬奥会期间减少出现意外的可能。”杨进分析称。

吴晓波：2022年推荐的第一本书，新加坡外交官视角的中美关系

当森林失火时，两个部落还为争夺领地而打斗是愚蠢的。

口述 / 吴晓波

01

2001年对于中美来说，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年份：美国在那一年发生了9·11事件，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极端思想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意外的挑战；而中国在历经曲折后，在当年末加入了WTO。

2001年，美国的GDP总量接近中国的8倍，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当时并不把中国视作未来最大的假想敌。

但过了二十年，202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7%，中美关系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再过8到10年，中国就将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所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还是每个普通国民，他们内心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陌生、不安和恐惧是可以想象的。

国际上关于中美关系的争论混乱而充满偏执，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能听到一些学者难得的、客观理性的声音，其中就包括马凯硕，我最近刚读完他的新书《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马凯硕是印度裔新加坡人，他有一个中文名字，长了一张印度人的脸，其实出生和成长在“文化熔炉”新加坡。

他做了30多年的职业外交官，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智囊，还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和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那么由这样一个既熟悉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也了解东方传统文化的“旁观者”来讨论中美关系，他所提供的视角和观点就具有难得的客观性和包容性了。

02

在《中国的选择》中，马凯硕很少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而是从利益和战略两个角度来分析中美博弈。

他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是，中美在战略博弈过程中都存在着重大的战略失误。

在马凯硕看来，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中国疏远了它在美国的支持群体。

在美国，最有可能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庞大群体是谁呢？就是美国的商界。因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生意伙伴和贸易市场，很多美国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所以它们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对中国保持友善的态度，并呼吁中美建立积极的双边关系。

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政治格局中，有一股力量叫做院外集团，它们常常以智库或者研究所的名义出现，背后站着很多财团，其中主要就是一些大型企业。财团提供大量资金给这些智库，从而影响美国参众两院的决策以及舆论的走向。

在2015年之前，美国绝大多数的院外势力是支持中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良性竞争的，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是属于极少数人的声音。

但到2018年以后，尤其是过去的两年，遏制中国却成为了美国政坛的一个共识，甚至在美国民间也形成了很大的一股力量。2018年，特朗普突然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竟然没有任何一家大型美国企业公开发声去制止他，这究竟是为什么？

马凯硕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20年里，中国在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制化建设上脚步迈得慢了。

在商贸领域，中国还存在对合资企业的各类要求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技术转让、政府补贴等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和对本土企业的偏袒行为，这就导致美国商界产生了对华态度的分裂。

虽然很多外国企业仍然在中国谋求发展，也接受了一些条件，以牺牲未来的竞争力为代价，在限制条件下进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乐于如此。

所以当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时，它们发觉这未必是件坏事，所以很多企业，包括那些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的美国企业，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

2018年的时候，美国商会发布了一个《2018中国商业报告》，报告中的一些数据就表达了美国商界的不满。

报告写到，“5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向于本土企业；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监管环境缺乏透明度，与过去几年相比没有改善；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不力”。这些数字反映出美国商人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缺失。

对此，马凯硕在书中给中国提出了两个主要建议：

第一，美国越是试图通过中美经济的脱钩来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就越要和世界挂钩，为更多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创造条件，并加速为外商创建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这最终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优势。

第二，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学习，建立类似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这样的一站式投资管理机构，这个机构在吸引外商投资、为外商提供便利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03

接着再来看，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是什么？

答案可能让你吃惊。马凯硕认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在于，它根本就缺乏一套全面的对华战略。

从2018年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到今天的拜登政府，美国聚焦于意识形态斗争，用对抗苏联的旧战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新挑战，也就是“用昨天的战略打明天的战争”。而大多数美国人盲目地认为，无论情况怎么变化，美国都将在中美竞争中获胜，所以他们大都支持对抗。

在这样的思维下，美国人做了哪些事呢？

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贸然开始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而很多美国人，包括民主党领袖都在为他欢呼；美国还相继退出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伊核协定、巴黎协定在内的多边组织和协定，让全世界大惊失色；另外，美国时不时地利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对中国进行打击。

那么它的这些所作所为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首先是损害了本国的经济，“受特朗普征税清单打击的产品主要是美国公司使用的依赖于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或资本设备，对这些产品征税只会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另外，特朗普声称中国一直在从美国赚取巨额的贸易顺差，但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用纸印出的钱来买中国实实在在的产品。如果有一天美国无法再通过印钞购买中国产品，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大概率会出现倒退。

美国的做法还损害了全球对美国以及美元的信任，各国开始探索其他途径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用中国人的话来讲，美国政府的做法很像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你有多少本钱，对手又有多少本钱。

如果你的本钱是十万，对手的本钱是五千，那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账是算得过来的。但如果你的本钱是一万，对手的本钱是八千，那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两败俱伤了。

换言之，在二十多年前的2001年，美国政府用今天的办法来对付当时的中国，效果恐怕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在当时，中美的经济总量差了七倍多。但是今天，两国的经济总量一个是100，另一个是77，恐怕你的惩罚性措施对对方的杀伤力未必很大，对自身的伤害却不会小。

马凯硕在书中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当世界其他国家在改变航向的时候，美国仍然一直在用自动驾驶仪直线行驶。但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所以美国也必须转向。

所以马凯硕对美国的建议是，它需要重启战略思维，从根本上改变战略路线，以应对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关键就在于美国要意识到它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必须学会分享舞台。

04

在马凯硕看来，这种分享舞台、共同繁荣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中美两个大国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第一，是两国在根本利益上不矛盾——都是提高人民福祉；第二，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上不矛盾；第三，中美在东西方文明之间不矛盾；第四，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也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有双方都试图向对方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时，才会在这个领域产生根本性的矛盾。

如果中美都专注于改善本国的公民福祉，两国将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合作，在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伊斯兰问题上进行合作等等。

但双方进行合作的阻碍在于，自1890年前后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以来，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已经保持了一百多年。

为了守住这个位置，一百多年间，美国和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都进行过一次又一次军事和经济上的博弈。到今天，美国碰到了历史上的新对手——中国，而且从发展态势看，至少在经济总量的意义上，中国可能在10年内超过美国。

那么你想，有哪一任美国总统愿意看见，在他的任内，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全球第一的地位，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取代？这种耻辱性的记录是谁都避之不及的。

所以，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文化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冬奥会体育竞赛中，中美之间的博弈仍然会持续发生，关键在于，这种博弈是恶性的竞争，还是一种良性的竞合关系。

马凯硕认为，中美的战略选择以及战略竞争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双方是否有能力去理解和尊重各自文明的差异，并基于长期利益来制定发展战略，从而把竞争限制在良性范围内，并为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开拓合作空间，避免因为战略误判而走向两败俱伤，甚至危及人类命运的战争局面。

当森林失火时，两个部落还为争夺领地而打斗是愚蠢的。因此，最终的问题不是美国赢还是中国赢，而是在急迫的全球挑战面前，人类是否会胜利。

音频策划 | 毕冉

音频运营 | 常秀娟 | 主编 | 郑媛眉

2022中国经济增长艰难前行，国内资产如何配置

在经济结构转型深化、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之下，2022年，股票市场的配置价值相对凸显。在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生物、消费品、电子信息、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配置价值将更为显著

文 | 郑联盛、杨晓晨、葛天任、张明

2022年中国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重大会议，将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明确发展战略、政策框架和重大举措。

为了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党中央要求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有效促进内需的增长。

因此，投资者在安全资产配置上，黄金作为安全性资产最重要的代表，但可能只有一般性配置需求，较难期待2022年黄金价格有趋势性上涨机会。当然，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并不断外溢至国内的情形下，适当配置黄金仍是有意义的。对于美国中长期国债而言，由于美联储将会缩减量化宽松的规模并可能进行加息操作，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具有较大趋势性，这将使得国际债券价格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当然，从长期配置角度，发达经济体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可能带来更为重要的机遇。

在资本市场配置上，由于经济形势、政策环境可能会好于2021年，股票市场的配置机遇可能会相对好于债券市场。在经济结构转型深化、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之下，股票市场的配置价值相对凸显。在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生物、消费品、电子信息、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配置价值将更为显著。在债券市场上，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债等具有较好的安全支撑，但是，城投债的风险值得警惕，而低等级的信用债风险特别值得重点防范。

对于房地产投资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一个日益分化的阶段，难有系统性投资机会。对刚需而言，自住购房者需要考虑到资产保值以及债务负担的匹配，适度降低杠杆率。对投资而言， 2022年融资可得性可能会有所提升、成本也可能有所降低，但是，购房者在关注房地产调控政策边际变化的同时需要看到，国家“房住不炒”政策仍将持续，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流动性和资产增值性仍将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同时，房地产税也可能是政策趋势，购房者需要对房地产投资进行更为细致的考量与权衡，更要严格控制杠杆率。

2021年中国经济回顾

1.经济增长在疫情中艰难前行

进出口是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8.3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22.7%。其中，出口15.5万亿元，增长22.7%；进口12.8万亿元，增长22.6%；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77万亿元。前三季度，货物出口对经济增长累计贡献率达到19.5%(详见图1)。进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充分体现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作为全球制造生产中心的功能反而在疫情冲击中更加凸显。

图1 中国GDP同比增速与货物出口对增长贡献率

资料来源:Wind

2.固定资产投资面临总量与结构困局

中国经济增长格局因疫情冲击发生了重大变化，固定资产投资整体面临相对不足的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2020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急速上升，同时，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未出现大幅波动，投资和出口发挥了稳定总需求的作用，弥补了最终消费大幅下降引致的总需求缺口。但是，从总量看，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撑力度有所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总需求不足和增长力度疲软等问题。2021 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9.8万亿元，同比增长7.3%，两年平均增长3.8%，均低于GDP增长速度，使得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保持在低位（详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形成对GDP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可能使得未来1年-2年经济增长的动能相对不足。

图2 中国GDP同比增速与资本形成贡献率

资料来源：Wind

固定资产投资整体相对不力，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作用面临重大的制约。一直以来，当经济下行压力凸显之时，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总是发挥着逆周期的调节功能，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整体运行在平稳状态之中。但是，2021年，由于疫情防控日益深化以及政府财政资源有限使得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功能有所弱化。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领域或结构看，2021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5%，两年平均增长仅为0.4%；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4.8%，两年平均增长3.3%；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8.8%，两年平均增长7.2%。基础设施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各领域中增速最低的，这使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托底”功能弱化。

3.消费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大分化

2021年中国经济在平稳中艰难前行，投资和消费增长动能均相对不足，消费品价格保持较低水平，而奇怪的是工业品价格呈现剧烈上涨态势，出现了与经济基本面大分化的走势。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半年扩大0.1个百分点，但整体保持低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与较低的经济增长是相匹配的，反映的是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部门需求较弱的现实状况。当然，居民消费价格较低，与消费品物价篮子中的商品类别及比重是紧密相关的，比如，猪肉，2021年前三季度猪肉价格同比下降高达28%。

在工业品价格方面，中国经济则是遭遇了巨大的“通胀”压力。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6.7%，涨幅比上半年扩大1.6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主要原因在于成本压力。工业品价格、购进价格持续上涨与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上涨直接关联。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RM）同比上涨9.3%，涨幅比上半年扩大2.2个百分点，购进价格指数创了1996年10月该指数公布以来的历史最高值（详见图3）。当然，这种价格传导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外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导致工业品购进价格指数飙升；二是国内产能约束、环保政策或“双碳”政策导致的供给与需求错配，使得国内煤炭、矿石、钢铁等价格高涨。在需求相对不足、成本持续高企的过程中，中国工业部门呈现奇特的“滞胀”特征。

图3 中国CPI、PPI和PPIRM走势

资料来源：Wind

4.房地产市场遭遇大拐点

2021年房地产市场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可能迎来发展拐点。一是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更为显著的结构分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下跌较为明显，较大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也有所下跌。房地产价格下行使得房地产市场赚钱效应明显减弱，房地产市场成交迅速回落。2021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8.8%，两年平均增长7.2%。2021年商品住宅销售额同比增速持续下降，至第三季度转为负增长；70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持续回落，至9月涨幅首次转负。2021年四季度房地产市场多项指标小幅回暖，但整体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特别是土地出让价格溢价率明显下降（详见图4）。

图4成交土地溢价率

图5房地产开发信贷资金规模

二是房地产企业融资受到较大的约束。随着房企的“三道红线”融资规则、银行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以及土地集中招拍挂等房地产审慎管理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房企外源性融资所需资金的供需两端均被严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投资者对房企的金融支持力度产生更大分化，主要融资渠道更为偏好经营风格稳健、财务杠杆率合理的房企。甚至，由于整个市场风险的传递，财务相对稳健的房地产企业融资也非常困难。房地产开发信贷资金在过去2年-3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详见图5）。

三是部分房地产企业出现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受融资收紧影响，部分大中型房企因长期杠杆经营进而爆发流动性风险。以恒大集团为典型代表的流动性危机使得房地产市场出现重大的风险及其显著的传染效应，房企债券信用利差迅速扩大、房企股票大幅震动、评级机构也纷纷调低各类房企的评级，多家房地产企业迅速遭遇流动性风险。

房地产市场调控和房地产风险应对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模式问题。过去近20年来，依托房地产市场的“土地财政”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本质是将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房地产投资，带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以及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由于房地产价格长期上行，居民储蓄的有限性就日益凸显，宏观表征就是居民部门储蓄率下降、杠杆率加速上升。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调控政策、房地产信贷集中度管理等的主要目标是稳定房价同时防止居民过度加杠杆并为中长期投资夯实资金基础，但是，短期内必然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下降，特别是政府基金性收入的下降。这种短期下行压力加剧和中长期稳健发展的平衡是2022年及其后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重大的政策挑战。

5.平台经济规范监管强化

互联网平台监管兼顾创新促进与风险防范。过去几年，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鲜动能，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等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其所暴露出来的重要风险、监管套利、不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题日益受到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监管部门着力“健全平台经济法律法规”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致力于实现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有效把控的平衡。2021年以来，监管部门对大型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制“二选一”、数字经济公平竞争以及数据安全等强化了监管。

2020年底以来，大型互联网平台的不正当竞争、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等的监管持续强化，特别是反垄断是监管的重点。在互联网平台监管深化过程中，由于较多平台涉及金融业务，相关金融业务监管成为近期的重点。自2021年以来，监管部门遵照“公平监管、从严监管”原则多次就互联网平台不正当竞争、金融业态牌照、信息违规收集使用等问题加强政策指导，甚至加以行政处罚。

中国经济变迁的深层次原因

1.内需相对不足

固定资产投资是总需求不足的重大变量。2021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面临多重挑战，使得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支撑明显下滑。首先是财政资金不足。由于政府财政压力加大，隐性债务管理趋严，以及债务风险加速暴露，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较为不力。其次是市场预期转弱。由于市场微观主体预期相对较弱，较好的出口形势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产能扩张，制造业仍然以技术改造、改建扩建为主导，而新增产能投资较小，这使得制造业投资增速不达预期。再次房地产市场系统冲击。房地产政策调控深化，房地产企业风险暴露，使得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受阻，房地产投资随之回落，以“土地财政”作为支撑的基建投资随之回落。最后是政策扭曲冲击。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传导出现扭曲，部分省市由于能耗双控目标受到警示，“一刀切”地限制产能甚至拉闸限电使产能利用率恢复、产能扩张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面临负面影响。在2021年8月，上半年部分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发布之后，2021年9月约16个省市出现拉闸限工潮。

消费难以复苏是中国经济增长相对不力的又一重大原因。2021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两年平均增长3.9%。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维持弱势，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45.1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两年平均增长仅4.9%。2016年以来到2020年第一季度，在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处于首位，其次才是资本形成总额，最后是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但是，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巨大且持续，使得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迅速下行。2021年，除了实物商品网上零售保持相对稳定，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等服务业恢复较慢，相应的消费水平也较低。虽然，政府实施了较多民生保障政策，但是，居民部门对于疫情发展、经济增长以及收入预期仍然保持相对谨慎，较大程度抑制了消费的复苏。

2.财政风险承压

2021年大部分省份的公共财政支出维持扩张态势，但扩张幅度已有所放缓，呈现边际趋紧的状态。一方面，“零感染”政策要求使得地方政府投入巨大的政策资源来强化疫情防控；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相对不力使得财政收入面临较大的约束，收支压力日益凸显，债务风险逐步累积。经济增长不力包括房地产市场调整使得地方政府基金性收入大幅下降，这使得政府基金性支出也明显下跌，从而使得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不足。

2021年全国财政收支形势呈现明显的“超收节支”特征，即财政收入增速相对较高，财政支出速度却有所放缓（图6）。除了数据同比基数效应之外，出现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近期财政政策出现两大导向性变化：在收入端，由减税降费为主的危机应对模式向稳定宏观税负、优化税制结构的常态运行模式转化；在支出端，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方向的转变，与疫情防控深化的内在要求相关，同时也是地方政府担忧2020年疫情防控后日益累积债务风险的外在体现。

图6 公共财政收支状况

资料来源：Wind

3.市场预期偏弱

2021年市场主体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转弱，这种弱化效应有来自市场微观主体企业运营的内在因素，也有来自政策实施的外部因素。市场预期偏弱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新冠疫情演进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疫苗全面接种过程中，市场预期一度有所恢复，但是，随着变异病毒的出现特别是国外疫情出现新的高峰以及国内疫情防控再度强化，市场预期进而转弱。二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策主基调，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微观主体的政策获得感可能低于预期，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的政策获益水平相对较低。三是对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双碳”是中国重大的国家战略，是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政策，但是，部分省市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极端的“一刀切”政策，使得微观市场主体的权益受到侵害。这种“运动式”的政策推行对营商环境、政府公信力以及市场预期等都是较大的破坏。

4.外部风险溢出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大宗商品供给难以适应需求扩张，从而带来需求不足、供给不畅以及价格扭曲的复杂格局。从世界经济角度看，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创了全球及国内产业链。一是部分产业链主体将因隔离、管制及运输中断等将较难实现及时和充足的产业链产品及服务供给，比如芯片；二是疫情不严重地位的产业链主体则面临上下游元器件及服务难以到位的困境，使得其产品及服务供给能力实质性下降；三是产业链关联具有乘数效应，少数几个产业链主体“停摆”可能使整个产业链瘫痪。产业链受挫，使得总供给不畅，总需求难以有效匹配。与此同时，由于国外缺乏国内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美国等面临的是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同步上涨的物价压力，全球经济呈现一定的“滞胀”特征。中国由于消费品供给相对充足（特别是基本粮食和猪肉）而保持消费品物价相对稳定。

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使得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产业链弥合面临更多困难。过去3年-4年中美两国持续的经贸摩擦给双方以至全球的经济贸易合作带来障碍，同时也给全球产业链弥合带来的负面冲击。即使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两国紧张关系有所缓解，但两国博弈对产业链冲击仍在延续。

以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以及平均通胀目标制为代表的巨量宽松政策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以及经济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政策根源。超级宽松货币政策释放更多的流动性，可能会在疫情冲击下的产业链断裂中放大供求缺口，使得部分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呈现价格飙升风险（图7）。2021年一季度布伦特原油创下新世纪以来的最高波动率；商品价格（特别是金属价格）波动率创五年新高。这给严重依赖外部供给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部门带来严重的“输入性”通胀，使得工业品价格面临重大的成本压力。

2022年中国经济展望

1. “二十大”为经济发展创造积极环境

2022年下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重大会议，将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明确发展战略、政策框架和重大举措。为了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一是经济政策将更加倾向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将得到更好的政策保障，专项债券发行、信贷资金供给以及社会融资增量等将前瞻部署。二是民生保障将得到更好的促进，以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作为重大战略目标，包括民生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将进一步强化、优化和均衡化。三是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应对。包括公共卫生危机、收入分配不平等、房地产部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僵尸企业处置等经济社会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的处置。为此，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可能要好于2021年。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呼唤积极宏观政策

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有效促进内需的增长。党中央要求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宏观经济部门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加快专项债发行，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2021年一季度专项债发行可能略低于预期（见图8）。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按照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2022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的经济政策可能会更为宽松，以专项债为支撑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有望得到提振。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宽松水平和实质性政策支持可能会强于2021年。

图8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规模及利率

资料来源：Wind

中小微企业仍然是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倾斜的领域。财政部门将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金融部门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当然，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积极性的调动还需要其市场预期的有效转变。这亟待政府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

3.新冠疫情仍是重大不确定性

2022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疫情冲击是这三种压力的重大根源。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复苏、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等带来了重大制约。中国经济能否重回6%之上，或者是持续运行在低于5%的增速区间，仍然需要看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政策应对以及经济自身的弹性与韧性。疫情的冲击仍然表现为需求不足、供给不畅、配置低效以及改革阻碍等方面。新冠疫情冲击持续的时间和力度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恢复的节奏、政府政策的空间以及经济发展的成效。

由于中国追求“零感染”的政策要求，并且这种政策机制中短期内不会改变，这就使得政府将较多政策资源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的支出。面临政府资源投入边际减少、市场微观主体预期偏弱以及疫情引致的产业链冲击等现实难题，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较难在短期内有效复苏。另外，政府部门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也可能因疫情防控而有所放缓甚至反复，比如，疫情防控可能使得部分地方营商环境出现较大的变化，人员交互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不利的。

疫情冲击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出口的维系。当前，由于全球产业链的破坏，国外较多国家的生产和产业体系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对中国生产的产品需求反而得以维系甚至加强，从而有效支撑了中国出口的增长。如国外经济体的产业链体系得到稳步的复苏，将会对中国产品形成一定程度的替代，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可能也会弱化。

4. 外部溢出效应是重大风险

2022年中国经济金融社会稳定仍需着重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外溢效应。首先，新冠疫情“倒灌”仍是疫情防控最重大的外部风险。由于很多经济体已采取放任的“群体免疫”政策，加上新冠病毒变异，对中国疫情防控将带来更加复杂的外部冲击。

其次，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是最为重大的金融风险。虽然实施平均通胀目标制，美联储对通货膨胀水平的耐受力明显提高，但是，在巨量的量化宽松操作下（详见图9），长期、大幅、带有政策“忽视”的通胀水平偏离，已严重危及美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美联储在2021年底已经开展调整其货币政策举措。2022年，美联储在继续加快缩减量化宽松政策同时，可能会进行加息操作。这将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中美利差逐步缩小，资本可能出现向美国集中的趋势。中国可能面临资本流出、外储减少和人民币贬值的多重压力。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可能导致债市、股市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或动荡。

图9 三大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总资产

资料来源：Wind

再次，地缘政治风险仍不可忽视。中美两国关系近期有所改善，但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战略性竞争对手，两国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地区的博弈将进一步深化，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施压的概率大大提升，这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互通和互动将带来重大的挑战。

最后，疫情防控政策的溢出效应。目前，各国都在较为积极地通过疫苗和特效药进行疫情应对，如果2022年发达经济体在新疫苗或特效药具有实质性进展，那其产能、产业和价值链复苏将会迅速展开。2020年至2021年中国出口亮眼主要源于国外商品供给不足造成的替代效应，如果疫苗和药品研发使用超预期进行，那么中国出口就会发生变数。当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疫情传染及其导致的低速增长使得经济社会状况恶化，也可能引发进口的下降，这对中国的出口将带来负面影响。整体而言，2022年外部需求仍将保持相对强势，但需要对疫情持续恶化和疫情突然改观的两种情形的关注。

（作者均为中国科技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编辑：王延春）